【原书卷十·二八】
金陵妓郭三为讼事，江宁王令拘讯之。香亭为关说求免。王覆札云：“昨承简翰，诚恐狼藉花枝；欲于园中立五彩幡，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势。然弄郭郎者，只是逢场作戏；须俟上台时，看作如何扮演，再理会下场，可耳。”香亭乃寄诗云：“一波才定又生波，屡困风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总缘柳弱受风多。”“登场更比下场难，牛鬼威风色已寒。要识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帐中看?”
袁树，（1730—？），字豆村，号香亭，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居江宁（今南京）。雍正八年生，卒年不详。袁枚从弟。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为广东肇庆知府。精鉴别，工诗，善山水。
简翰，指书简；书信。简，古代用来写字的竹板：竹简。有简牍、简策、简册，书信称简帖、简札、信简、书简。翰，长而坚硬的羽毛：理翩振翰。借指毛笔和文字、书信等。翰墨，指笔墨，借指诗文书画。
狼藉，释义为乱七八糟的样子；杂乱不堪；声名狼藉（形容声名极坏）；形容困厄、窘迫；也有糟蹋折磨的意思。出自《史记·滑稽列传》：“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错，杯盘狼藉。”
五彩幡，当指五色道幡。道教“建斋之始，近斋坛空隙地，立长竿，预期扬幡，启闻穹厚，普告万灵”，使得“显幽共睹，鬼神遥瞻”。
封家十八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也称“封姨”。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春夜遇诸女共饮，席上有封十八姨。诸女为众花之精，十八姨为风神。见唐·谷神子《博异志·崔玄微》。后因以代称风。明·刘基《题风中水仙花图》诗：“痴妬封家十八姨，不争好恶故相欺。”
郭郎，释义：1、本指戏剧行当中的丑角。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傀儡子》：“后乐家翻为戏，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秃，善优笑，閭里呼为郭郎，凡戏场必在俳儿之首也。”2、指木偶。宋·刘克庄《无题》诗之一：“郭郎线断事都休，卸了衣冠返沐猴。”明·徐渭《翠乡梦》第二出：“避炎途趁太阳早凉，设计较如海洋斗量。再簛舂白粱米糠，莫笑他郭郎袖长。”
李夫人，（？-？），中山（今河北定州）人，汉武帝刘彻的宠妃。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妹，李季之姐。李氏平民出身，父母兄弟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前112年前，由平阳公主推荐给汉武帝，获封夫人，深得汉武帝的宠幸，生昌邑哀王刘髆。产后不久李夫人病死，因其有儿子，以王太后之礼安葬。前87年，汉武帝驾崩，李夫人配祭汉武帝宗庙，追加尊号为孝武皇后。
留待帐中看。历史故事：《汉书·孝武李夫人》载：本以倡进……实妙丽善舞，得幸于汉武帝。……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闲言碎语】
袁枚的祖籍是浙江慈溪竹江，自其祖父袁锜起，迁居杭州钱塘。故袁枚的的籍贯为钱塘。
说到籍贯，现在的年青人在填写表格时遇到这一栏会有些疑问，有些人甚至会说：“这个地方我连去都没有去过，为啥要填写这个地名，有啥用处？”所谓籍贯，是指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出生地，又名祖居地或原籍。参照公安部公通字[1995]91号文件，公民的籍贯应为本人出生时祖父（爷爷）的居住地（户口所在地）；祖父去世的，填写祖父去世时的户口所在地；祖父未落常住户口的，填写祖父应落常住户口的地方；公民登记籍贯后，祖父又迁移户口的，该公民的籍贯不再随之更改。从现代社会的管理来看，籍贯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用途了。而在古代，籍贯对于一个的前途命运非常重要。科举时，必须填写列明上三代的姓名、籍贯，以证家世清白。同时，也可以防止“高考移民”，冒籍录取（为了照顾教育落后地区，平衡各地入仕人员，古代科举的录取名额也是有地域划分的）。扯远了。
袁锜有二子，长子袁滨，次子袁鸿。袁滨的儿子袁枚。袁鸿的儿子袁树。袁树比袁枚小，是袁枚的堂弟。但袁树结婚后，儿女兴旺。袁枚虽然早早结婚，一直无子，连娶数妾，亦无消息。遂将袁树长子袁通过继至膝下抚养。或许“袁通”的名字吉利，袁枚59岁娶妾钟氏之后，在花甲之年喜得贵子，取名“袁迟”，意取姗姗来迟。
袁枚与袁树的关系很好，对袁树的诗文也欣赏有加，在《随园诗话》与其他著作中多有记载。从本条诗话的记载上看，这兄弟俩都有逛青楼喝花酒，交妓女朋友的爱好，还颇有侠义之风，喜欢替妓女出头找关系摆平官司。前几天说的是袁枚找苏州知府为妓女金蕊仙说情，又在京口（今镇江）为妓女戴三疏通。今天的文章则是袁树在江宁为妓女郭三求情。不但求一次，而且在人家婉拒之后，再次写诗求情，能够为妓女如此出力，倒也是有情有义之人了。
有读者说，你怎么看出婉拒了呢？我们看看原文。
王覆札云：“昨承简翰，诚恐狼藉花枝；欲于园中立五彩幡，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势。然弄郭郎者，只是逢场作戏；须俟上台时，看作如何扮演，再理会下场，可耳。”
王的回信说：“昨天收到来信，你担心狂风劲吹而致摧花折枝一片狼藉，想在花园中立五彩道幡，以镇住风神，令其和缓。不过，是凡戏子，都是逢场作戏，必须先让他们上场，看看他们怎么表演，演过之后，再说后面的事情就行了。”这是字面上意思。官场之上，最重情面。官员之间一般不会严词拒绝互相请托之事，讲究的是婉拒。这位王大人回信的言下之意就是：人犯已经抓来了，需要经过审理之后才能够决定下一步的处理，不能随便放人。另外，这些妓女都是水性杨花之人，你没有必要替她们说情。
袁树接到回信后，当然明白这个意思，但还是继续找王大人帮忙。当然，他也不能点破此事，于是有了后面的两首诗作。“一波才定又生波，屡困风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总缘柳弱受风多。”“登场更比下场难，牛鬼威风色已寒。要识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帐中看?”前一首解释了自己为啥要帮这个忙，还请王大人理解、谅解。后一首则是继续求情，希望不要过堂刑讯了。因为这样做，一定会毁损美女的花容月貌。像李夫人那样的妙丽善舞女子，最好还是留在帐中仔细欣赏啊。
中国是人情社会，这一点，是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有些人认为，不依法律，不按规则，不守契约，只讲人情，是中国一直发展不快的原因。对此，我过去也十分赞同，现在则不是完全同意了。探究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严刑酷法，一直是秦制以来的主流，而法律的制定，从来都是皇帝的旨意，与民众毫无关系。过于刚性的执法，一定是对人性的毁灭。就戏剧《铡美案》而言，若不是包拯非要置陈世美于死地，也不会有秦香莲等众人的终身悲剧。包拯严格执法了，看戏的雀跃欢呼了，而秦香莲以后的日子究竟如何过下去，就无人问津了。因此，我觉得，熟读圣贤之书的封建官员，在自己主政的范围内施点仁政，倘若不是以权谋私，总还是给了庶民一点人情的温暖，并非坏事。对于袁家兄弟屡屡为妓女涉案求情之事，在封建社会将妓女不当人看的环境里，以士人身份能够为之说话通融，袁家兄弟至少还闪烁着人性的星光，与当今某些地方官员将“失足妇女”绑成一串游街示众的行为相比，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去。先做人，再做官，可为循吏。不做人，且做官，定是鹰犬。这一点，无论是否身在官场，都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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