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悖论
对人类可能在二十一世纪追求不朽，幸福和神性的预测或许会使得许多人感到愤怒，疏远和惊恐，所以接下来我将有序地做几点说明。
首先，这并不是大多数个体在二十一世纪实际会去做的事情，这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会去做的。大部分人在这些计划中或许只扮演着一个微小的角色。即使饥荒，瘟疫和战争变得越来越少，但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仍然会有几十亿人口继续与贫困，疾病和暴力作斗争——即使那时的社会精英已经实现了长生不老并获得了神力。这看起来明显是不公平的。有人或许会说，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有一个人死于毒枭的火拼，那么人类就应该继续把精力集中在与这些不幸的斗争之上，而只有当真正铸剑为犁的时候，我们才应转向下一个计划。但是历史并非如此运作，那些居于庙堂之高的人与普通平民百姓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发生改变的。
其次，这只是一种历史性的预测，而非政治性的宣言。即使我们不理会贫民窟百姓的命运，但我们对永生，幸福和神性的追求也未必是清晰的，我们采取这些计划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是历史就充满着错误。按照我们过去所做和当前的价值观来看，未来我们极可能会去追求幸福，神性和永生——即使这样做会使我们自取灭亡。
第三，追求和获得不同。历史往往会被人类的幻想所塑造，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历史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共产党企图克服不平等的理想所塑造，但是并没有成功。我的预测主要关注人类在二十一世纪试图实现什么——而非成功实现了什么，例如，我们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会被那种试图克服死亡的企图所影响，但这并不是说人类在2100年就可以获得永生。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这个预测更多的是在讨论我们当前的选择，很少有预言的成分。如果这种讨论促使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那这个预测反而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如果做预测无法改变任何东西，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一些像天气这样的复杂系统来说，我们的预测并不能改变什么，但于人类的发展过程而言则不同，预测的越好，历史所做出的反应也就越大。因此，吊诡的是，当我们积累越多的数据并不断增强我们的操纵力时，历史所发生的就会变得越捉摸不定。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越多，能够预测的也越少。例如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破译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银行，政府，投资人以及消费者将会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使用这种新知识来取得竞争优势。我们可以想，如果这种预测并没有导致一种新行为方式的产生，那么对新知识的使用还有什么用处呢？而一旦人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那么这种经济理论将又会过时。也许在过去，我们知道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但是当下的我们却不再能够理解了，更别提未来了。
以上的例子并不是一个假设。在十九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凭借其敏锐的经济眼光洞察到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不断激化的矛盾，并预言无产阶级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资本主义社会将崩溃。马克思确信革命将首先开始于那些经受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国家——比如说英国，法国和美国——之后再传播到其他国家。
但是，马克思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家也懂得阅读他的著作。起先，只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会严肃对待马克思并去阅读他，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家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权力时，资本家们就变得警惕起来。他们仔细阅读《资本论》，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观点。在二十世纪，上至总统下至街头的小顽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理论，甚至是一些激烈抵制马克思主义的顽固资本家也会参考马克思的论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分析越南和智利的社会状况时，也是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来划分社会的；当尼克松和撒切尔夫人思考全球政策时，他们也会想是谁控制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1989年到1991年间，虽然乔治·布什亲历了邪恶共产帝国的覆灭，但他还是在1992年的选举中被比尔·克林顿所击败。克林顿赢得竞选的策略可以用一句名言总结：“这只关乎经济，傻瓜。”对此论断，马克思不可能说得更好。
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论断的采纳，他们也相应地改变着自己的行为。例如，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改善了工人的待遇，增强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并把他们整合到政治制度之下。因此，当工人们开始投票选举，当工党在一个个国家获得权力的时候，资本家们仍然高枕无忧。所以，马克思的预言也化为乌有。共主主义革命不会吞没英法美这样的工业大国，无产阶级专政也早就被扔到历史的故纸堆中。
这就是历史知识的悖论。无法改变行为的知识是无用的，但是能够改变行为的知识又很快过时。我们拥有越多的数据，我们对历史理解的越好，那么历史改变的也就越快，我们的知识过时得也越快。
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知识增长得很慢，所以政治和经济变化得也很慢。而今天我们的知识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增长，理论上，我们应该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事实上相反，新的知识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更快发展，在我们试图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加速了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发展本身的一种剧烈变化。因此，我们越来越难以理解现在并去预测未来了。在1016年，预测1050年的欧洲是什么样的会相对容易些，当然，朝代的更迭，敌人的入侵，自然疾病这些因素或许会带来一些变化，但是1050年的欧洲仍然会被国王和神父统治的预测是清晰明了的，因为那时的欧洲还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部分的居民是农民，他们会继续遭受饥荒，瘟疫和战争的痛苦。相比之下，在2016年，我们是无法看清2050年的欧洲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说它将拥有哪种政治制度，那时就业市场的结构是什么，甚至那个时候人们会拥有什么样的身体。
草坪简史
如果历史并没有遵循什么稳定的规则，如果我们无法预测未来，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呢？科学的主要目标似乎是预测未来——气象学家会去预测明天是下雨还是阳光明媚；经济学家也应当知道货币的贬值是否会转移或是加速一场经济危机；优秀的医生会预测在治疗肺癌方面，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哪一个更有效。与之相似的是，历史学家被要求检查我们祖先的所作所为，以此能够让我们从先人那些吸取经验和教训。但是与众不同的是，现在和过去是截然不同的。研究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的战术并以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参考，这样的做法只是在浪费时间。在骑兵战中十分有效的东西对于电子战争而言并不一定是有用的。
虽然科学不仅仅是预测未来，但是所有领域的学者通常都会努力拓宽视野，从而在我们面前打开新的和未知的未来。这在历史领域尤其正确。虽然历史学家偶尔会触及预言（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功），对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平时不去考虑的那些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为了重复它，而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自由。
我们每一个人都诞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现实之中，被特定的规范和价值所制约，也被一种独一无二的经济和政治系统所控制。我们视这种现实为理所应当，认为它是自然的，无可避免和永恒的。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世界是被偶然事件所结成的链条所创造，历史塑造的不仅是我们的技术，政治和社会，也是我们的思想，忧虑和梦想。过去那双冰冷的双手是从我们祖先的坟墓中所显露出来的，牵制着我们并引导着走向一个单一的未来。我们从一出生就受此制约，因此也会假定这是我们自身自然的和无法逃脱的部分。因此，我们几乎不会试图去寻求自由，去想象另一种可能。
研究历史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束缚。它使我们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头，并去注意我们的祖先没有想到或者是不想让我们想到的一些可能性。通过观察那些影响着我们的那些偶然的事件链，我们意识到自己想法和梦想是如何形成的——由此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梦想。研究历史不会告诉我们选择什么，但是它至少可以给我们更多的选择。
寻求改变世界的行动通常以重写历史为开始，因此能够使人们重新想象未来。不论你是否想让工人们继续罢工，还是女人是否有权处分自己的身体，或是受压迫的少数人是否会要求政治权利——第一部就是重新讲述他们的历史。这种新的历史会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事情在曾经是不同的，只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件才导致了今天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如果我们聪明点，我们就可以改变当下的处境并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会重述资本主义发展史，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会研究父权社会的结构以及为什么非裔美国人会去纪念悲惨的奴隶贸易的原因了。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延续过去，而是要从过去中解放出来。
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真实性和日常生活微观层面的真实性是一样的。一对年轻夫妇建造了一幢新房子，他们可能会要求建筑师在前院修建一个漂亮的草坪。为什么要建草坪？“因为草坪很漂亮啊”，这对夫妇或许会这么回答。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呢？其实在这背后有很深刻的历史缘故。
石器时代的猎人并不会在他们的洞穴前种草；雅典卫城，罗马首都，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或是北京的紫禁城也都没有欢迎来宾的草坪。这种在私人住所或公共建筑前栽种草坪的想法诞生于中世纪后期的法国城堡和英国贵族之中，而到现代社会早期，这种习惯已经深深扎根，成为了一种贵族的标志。
状况良好的草坪需要肥沃的土地和大量的劳力，这种情况在割草机和自动喷水机产生之前甚为明显。为了防止被破坏和践踏，这些草坪严谨动物去吃草。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他们根本无法为培育草坪浪费土地和时间。城堡前整洁的草皮上往往会放置着一尊象征独一无二的雕塑，它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宣告：“我是如此的富有和强大，我有如此多的土地和农奴，我能够培育得起如此华丽的草坪。”往往草坪越大越整洁，那么这个王朝也就越强大。如果你去拜访一个公爵然后发现他家的草坪疏于打理，这就说明这个人近来过的很糟糕。
草坪上通常会举行一些重要的庆典和社交活动，除此之外都被严格限制入内。在大多数时候，许多宫殿，政府大楼和公共集合点都会有一个严格的标志要求人们“远离草坪”。当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牛津门前广场有一片巨大的草坪，我们每年只有一天时间被允许在上面散步或小憩，除此之外进入就是对神圣草地的亵渎。
皇宫和城堡的草坪是权力的象征。近代以来，国王和公爵被推上了断头台，但取而代之的总统和首相却仍然保留着修建草坪的传统。议会，最高法院，总统官邸和其他公共建筑越来越喜欢在一排排整齐别致的绿叶前发号施令。与此同时，草坪也席卷着全球的运动领域。几千年以来，人类在从冰原到沙漠等几乎所以的土地上活动过，而在最近的两个世纪，像足球和网球这样重要的游戏都在草地上进行，当然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钱来修建。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巴西足球的未来一代正在沙子和泥土上踢着球，但在富裕的郊区，富人们的儿子正在他们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享受。
因此，人类逐渐将草坪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相挂钩。这也难怪在十九世纪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也会修建草坪，起先只是银行家，律师和工业家能够在他们的私人住所前负担得起如此昂贵的装饰。不过当工业革命一方面在不断扩大着中产阶级的范围，另一方面割草机和自动喷水机也出现了，由此，许多家庭一下子就可以负担起种植家庭草坪的费用了。在美国的郊区，一个整洁干净的草坪已经从富人的奢侈品转换为了中产阶级的必需品。
从此，郊区的礼拜仪式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礼节——在周日早晨做完礼拜后，许多人都会专心地去修剪草坪。走在大街上，你可以很快地通过草皮的大小和质量来确定每个家庭的财富和地位，没有比通过对比前院的草坪更可靠的迹象来断定邻里之间地差距了。绿草现在是美国仅次于玉米和稻子的种植最普遍的作物，草坪产业（机械，肥料，除草机，撒水机，园丁）每年的产值高达十亿美金。
种草坪并非只是欧美人热衷的事情，甚至那些从来没有去过卢瓦尔河谷，没有在白宫草坪上看总统演讲，在绿茵场看足球赛的“荷马”和“巴特·辛普森”都会为该轮到谁修剪草坪而争论。全世界的人都已经将草坪和权力，金钱，地位相联系。草坪扩散的是如此遥远和广泛，甚至已经征服了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卡塔尔新建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两侧就是雄伟的草坪,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和哈伦拉希德的巴格达。这个博物馆被一家美国公司设计和建造，它包括有超过十万平方米的草地——在阿拉伯沙漠的中央——这每天需要大量的淡水来保持绿意。同时，在多哈和迪拜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会以他们自己的草坪而骄傲，如果那里没有随处可见的白袍和黑头巾的话，你很可能以为自己是在美国中西部而非中东。
当读完这段草坪简史，你现在或许会对你未来在院子前栽种草坪的事考虑再三，当然你完全可以自由地去做，但是你也可以完全摆脱那些通过欧洲贵族，资本主义大亨和“辛普森一家”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从而为自己想象一个日本岩石公园，或一些完全新的创造。这就是学习历史最好的理由：不是为了去预测未来，而是让你从过去中解脱出来并去想象另一种可能。当然这也不是完全的自由——我们无法避免被过去所影响塑造，但是些许自由总比没有自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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