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负

林奕含借刘怡婷的心说，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

不如放开了眼看，其实艺术都是一样。

胡兰成脱下现世安稳的皮囊，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他政论和爱情都摇摆。他是强暴小周的兽，他是中华日报的主笔，他是张爱玲梦中喊出的兰成。他是棱角分明的集恶与美于一身的艺术品。像胡兰成，奈波尔，顾城这样的人，与其说是艺术的创造者，不如说就是艺术本身。读文学的人为何总是被看做极端？顾城可以写出: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很美好。他是温柔的极端。他也可以虐待儿子，也是狂暴的极端。他们是道德的罪人，可是他们不美吗？

当我第一次知道今生今世的胡兰成是个汉奸的时候，知道如神仙眷侣般的顾城和谢烨经历了那么多不堪的时候，知道了奈波尔虐打妻子的时候。是的，和刘怡婷一样恍然觉得被文学辜负了。就像房思琪第一次被李国华撕开内裤，心如死灰般觉得文学不过如此。文学是那件华美的袍，是巧言令色，是自欺欺人，是诳语。

可是看到《罪与罚》我忽然感觉，文学和道德之间的鸿沟，凭什么都怪罪给文学？谁要是比旁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旁人更加正确。可惜我们都是被统治者。我们是打着领带上下班的好丈夫，是在每天在夜店里狂欢的不良少女，是每天计算着三个字一块钱的写手，是埋在作业堆里的学生。我们也是出席各种会谈的首相，主席，是在巍巍公堂上声如洪钟的法官，是立法者，是所有艺术以外以及艺术以内的所有人类。我们都是被统治者，甚至可悲到连反抗的对象都不明确。我们被包围在一个弹性十分好的胶囊里，我们渴望冲破它，于是我们尝试，然后失败。每多一个人承认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就多一分坚韧。可这胶囊到底是什么？是道德，是法律，也是狭隘的艺术。所有的我们固化地认为正确或者错误的事情都是我们的手铐脚镣，任何是非都让我们不够自由。

李国华正是这样追求绝对自由的浅薄实践者。他开始由道德的正确性判断转向了美学的正确性判断。他热爱强暴的场景，一种原始兽性赤裸裸地俯视着一朵被绝对不自由束缚着的，长得很娇嫩的花。 李国华应该是恨那种束缚的，他想看到那朵花流出的汁液里，有着原始的欲望。他沉迷的不是强暴本身，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那种第三视角。就像林奕含说的，他沉迷于那种语境。他喜欢在强暴过后给学生讲艺术，你是曹衣带水，我是吴带当风。李国华应该是鄙视爱情的，爱情本身就是个不自由的悖论。他要把一切属于爱情的美学上至高无上的句子用在这个强暴的语境下，他糟蹋这些句子，以获得短暂的虚幻的冲破胶囊壁的快感。一种报复这种束缚的快感。可他是浅薄的，他读了很多文学，感受到了很多自由的召唤。但这些召唤还不够热切，还不够坚定。他停留在对胶囊壁的报复，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证明这些道德法律的束缚都是肮脏的境界上。李国华是浅薄的，他成不了自由的先驱，就注定只能沦为伦理的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在我心里越来越坚定，谁比别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任何人都正确。在这场永远不可能成功，却永远有人前赴后继地扑进去的革命里，要么做一个刺破宇宙边缘的英雄，要么做一个丧尽天良的混蛋。而广义的艺术，正是这场革命生生不息的动力。如果拨开道德的帷幔，其实那些罪人，不过是一只脚踏出了道德，在道德以外，却是艺术之内的荒原上游离着。他们用道德内的人给予他们的谩骂，仇恨在荒原上开出一朵朵花。像是一座座墓碑，让往后来这个荒原的人知道他们不孤独。

艺术太包容了

所以与其说艺术辜负了我们，不如说我们辜负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