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北京再一次点爆了所有人的神经。无论是微博、论坛、豆瓣还是知乎，目力可见的舆论里一片哗然。谩骂有之，哀哭有之，一时间人心惶惶。

一个幼儿园虐童，一个全面运动式拆屋子赶人，扎扎实实地让一众不久之前手捧“致贱人”和“职场不相信眼泪”的“中产精英”们忽然意识到，表面光鲜的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沙上城堡。在北京这座全中国最讲政治的一线城市里，中央只要打个喷嚏，他们就立马要肺炎了。

更何况，在各种纾解产业和遣散人群的政府公文里，“低端人口”四个字着实扎眼。然而，这一次北京似乎下定了决心，管你是住在违建房里送快递的，还是住在隔断房里敲代码的，一视同仁，统统赶到街上另觅住处。

有的人愤而怒骂：“需要你的时候，你是无产阶级；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低端人口。”也有不少人，索性给自己的ID上统统加上“低端人口”。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自嘲，又或许是一种站队的姿态。不管是自嘲还是站队，除了情绪发泄之外，现实意义实在是有限。即使让一部分人“暂缓”被清理，寒了的人心也很难再热起来。

诚然，在政府公文里提出“低端人口”这种说法，不管是在仍然披着“社会主义”外皮的中国，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政治不正确”而将其变为一个语言禁忌，那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可能进一步分化人群，加深对立，反而引发更多的矛盾冲突。

“低端”从何而来？

最令很多人感到焦躁不安的，莫过于政府公文里堂而皇之出现的“低端人口”称呼。可是，很多人仅仅满足于自封”高端“，或是自嘲”低端“，却鲜少有人思考过，同样是人，同样是劳动者，同样是纳税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高端”，有的人就“低端”？如果不能够思考清楚这个问题，不弄明白这种对人群的区分，这种因为”低端人口“而起的社会矛盾，就会继续在今天的社会爆发，正如在过去的历史中它无数次的爆发一样。

如果要问一般人对“高端”和“低端”的概念划分，很多人可能想都不想就会把脑力劳动者划入“高端”的行列，而把体力劳动者归入”低端“的行列。也有不少人会根据收入水平来进行划分，譬如月收入一万以上划入”高端“行列，月收入五千以下划入”低端“行列。而且，这两种分类方式往往还有很高重叠度，也就是说，一个脑力劳动者和一个体力劳动者，在其他条件基本近似的情况下，前者获得的收入往往会高于后者，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地位也高于后者。

这种划分法，在我看来，是与古代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只是古代等级制度在今天的复活而已。这个等级制度，往前不仅可以一路追溯到古代社会，甚至可以更早一些，在人类还不成为人类的时候，等级制度早已存在。在过去，很多人都将等级制度，或者说“不平等”，归咎于私有制的诞生。然而看看在日本温泉里怡然自得泡温泉取暖的猴子，和蹲在温泉远处，冻得瑟瑟发抖却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猴子，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之间也是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的。私有制的产生，只是对等级制度进行固化和提升，并不能算是等级制度诞生的根源。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等级制度不仅维护着人类社会的大体稳定，同时也使得一部分人有机会从谋求生存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去为全人类创造精神财富。正是基于这样漫长的历史记忆，这种认为“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高端”的想法，才牢牢地扎根于人类的文化之中，代代相传，直至今日。

到底谁才是“低端人口”？

关于这个问题，网络上也是吵翻了天。毕竟，被等级社会熏陶了几千上万年，没谁乐意自己被划到“低端”的行列里去。即使已经自嘲为“低端人口”，真问起来，恐怕也并不会觉得自己真的“低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社会中，到底哪些人可以被列入“低端”？或者说，如果“高端人口”需要依赖于“低端人口”的存在才能维系自己的生活的话，他们真的有那么“高端”吗？

有玩过《模拟城市》的朋友说，他初玩的时候，经常会有那么一些地块在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飞快崛起，大量高附加值企业纷纷入驻，居民收入哗啦啦上涨。然而好景不长，这些地块总是会在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开始迅速衰退，不管是对这里的企业减税，还是提高居民福利，都没有用。到最后，这里只会剩下一块荒芜的街区，一片灰暗。

这位百思不得其解的同学在请教了一位老玩家之后，才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一旦居民的收入提高，他们就会自动排斥低收入人群聚集在这里。而低收入人群离开之后，原本由低收入人群完成的基础工作无人愿做，这些“高端人群”自然生活质量也开始迅速下降，只好也离开这片街区……如此恶性循环之后，街区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

反观现实，其实也是一样的。每到春节，几座人口流入的重点大城市土著，无不是起初欢呼城区清净，不到假期结束就开始抱怨无人扫地无人卖早点。在反乌托邦经典作品《美丽新世界》里，城市的设计者也曾经透露过，最初他们设计制造了只有alpha们的城市，结果那个城市很快就崩溃了，因为没有一个alpha认为自己应当接受别人的指导或者为他人服务。最终，城市的设计者依从人类千万年的本能选择，设计了一个等级天然固化的城市——这次，城市运转得非常顺畅，再没有发生重大崩溃。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即使有的人从事的工作更依赖体力，可替代性更高，技术含量更低，收入更少，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是“低端”的，更不能因此就判定他们是应当被驱赶或者压榨的。毕竟，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劳动付出，某些人的“体面”和“舒适”将荡然无存，甚至可能连生存都出现问题。更何况，有一些人所从事的工作，很多时候只是由于人们长期的忽视而显得”低技术含量“（比如幼儿园老师），或者只是容易入门而被人忽略了后续提升的难度（比如办公室的普通文员和一些复制粘贴代码的程序员），也并不能判断这些工作就真的“低端”了。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论，在一个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城市里，由于社会分工的极度细化，所有人必须合作才能享受到舒适的现代化生活，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群可以全然脱离整个城市独立存在。即使以暴力手段驱逐了一部分人群，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是导致城市整体生活水平的集体下降，城市不断内卷，最后走向衰落和荒芜。所以，在现代化的城市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群可以被贴上“低端人口”的标签，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群是城市可以理直气壮将其赶出而没有后顾之忧的。

让“低端人口”不再是一个问题

尽管在事实上，生活在同一座大城市里的人们，无论是清洁工、快递小哥、餐馆小妹，还是写字楼白领、学校老师、政府公务员，都并不应当被当做是需要被驱逐的“低端人口”。但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同样无法忽视：一座城市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内，是有它的承载能力上限的。

由于我并没有学过城市规划，所以在城市的承载能力这个问题上，我只能根据个人的观感随便说一说。在我看来，一座城市在一段时期的承载能力上限，跟这座城市的食物供应能力、用水供应能力、交通容纳能力、垃圾（含污水）清理能力、住宅容纳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尽管从长远来看，一座城市只要源源不断地有新鲜劳动力涌入，不断为它创造价值并将这个价值留在本地，那么它的以上这些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加强基础建设和调整社会分配而不断提高的。然而，由于基础建设和调整分配都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如果政策的出台滞后于人口流入城市的进度，就几乎必然地导致城市的承载能力被不断挤压，直到不堪重负。

在城市承载能力难以负荷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需求只能部分满足甚至完全无法满足。而“低端人口”之争也正是由此而起——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比另一部分人更有资格享受城市提供的资源的时候，他们就有意无意地将另外的这部分人当做了比自己更低等的人群。换句话说，如果不解决城市承载能力这个问题，对城市资源的争夺就几乎总是必然地指向了人类自己内部的等级划分和倾轧。

要解决这种迫在眉睫的问题，从现实经济的角度来讲，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群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纾解人群，将一部分人群从核心城市分散到周边城市去，减少了核心城市的人口涌入，自然对承载能力的挤压就不那么严重了。北京一再向周边分散城市功能，包括今年提出的雄安新区，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另外一个在游戏里可以实现但现实里实现起来比较难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快政策应对。比如原本修一个垃圾焚烧厂要论证三五年，现在压缩到一年内；原本一年只批准修一条地铁的，现在一年批准修个三五条。但是这个方案的实现对经济物资的要求很高，而且现实里实际会遇到的问题总是远远多于游戏里的，所以即使几座一线城市在努力增加基建，也还是很难追上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生活需求。

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比较虚，但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那就是与植根我们潜意识深处的等级观念对抗，真正接受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个观念。当我们的脑海中不再将人群武断地划分为“高端”和“低端”，“我们”和“他们”，那么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考虑如何共度难关而不是互相攻击。

再就最后一句多说一点吧。其实真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细枝末节的地方做起，比如不卑不亢地与他人交往，不论他们是我的老板还是为我送餐的外卖小哥；比如在接受他人服务的时候真心实意地对他们表示感激；当有人需要帮助而自己又恰好有能力可以提供支援的时候，尽量地提供一些帮助；即使知道有人会恶意地利用他人的善心，也不对可能会这样做的人进行人身攻击。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随时关注着自己所处的环境的变化，在感觉到城市的承载能力快要不堪重负，而自己又难以在这座城市里争取到生存资源的时候，及时寻找下一个落脚点，在因资源而起的矛盾爆发之前尽快撤离。这既是为了保全自己，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国分忧吧。毕竟，把全国人民都集中到北上广深也不现实，更何况沿江经济带、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也都是靠着人才分流才起来的。在一个城市里不被需要的人才，可能到另一个城市里就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给自己自我设限吧。

当然，北京的问题比较复杂，将来另开一文来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