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王志纲
作者走遍山海，见多识广，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了作者。本书语言有点公文写作的路数，如对仗等，读起来有点文化认同的国运气势在其中。感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区域发展时也运也。从小就听老爸说，老家宿迁是盐碱地，导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看了本书，对黄河夺淮入海有了一些认识。国不太平，为政一方，治水不力，竟有千年之患。想想千百年来，广袤苏北大地上，向土地要生存的农民，又是多么的无奈无力。我大江苏在书中寥寥数笔，未能独成一章，或是全省区域分割差距太大，或是各个城市发展没有太多特点，但自成一体，何尝不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一本比较浅显的人文地理知识普及小册子，从开卷有益的角度翻翻也是个缘法。
陕西的沉郁耿介、山东的忠厚豪爽、浙江的灵秀隽逸、湖北的精明强干……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国运即人运，奔流激荡的大势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写命运的无限可能。大泽龙蛇，沧海横流，传奇与落魄同存，英雄与氓流共舞。
“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我自认为通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建议，其实离成熟的方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中可能会变样，微观上成立的现象推广到宏观上却会酿成灾难，播种的是龙种长出的有可能是跳蚤。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性。
以日本为例，作为战后重建经济腾飞的建设者，昭和一代以其严谨、敬业、拼搏、硬朗的特征成为全日本的骄傲，这种精神也与当时日本在诸多领域领先世界的国际地位高度吻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飞速发展后成长起来的平成一代。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曾说，“在日本，当下平成年代的年轻人只关心以自己为圆心、半径三米内的事情”，“没有争取成功的欲望，学习能力低下也不知进取，遇到困难立马退缩，一需要思考就马上放弃，人云亦云，只追随别人的脚步”。
感想：昭和一代对平成一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今年看了堺雅人的《半泽直树》，还有《陆王》，感受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工匠精神，差距还是很大的。
日本与中国港台地区殷鉴不远，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运即是人运，大国方有大民，没有大民支撑的大国也只是一碰即碎的泡影。今日之中国，正面临一场大考——如何从大国走向大民，是从容应对的关键。
能够为社会留下一些真诚的、渗透着自己独立见解的东西，以无愧于时代之馈赠，亦无愧于平生。
◆ 周礼、秦制、汉习、唐风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其要义并不是《论语》读一半，而是说用一半，半儒半法治天下。
一场渔阳鼙鼓，十年离乱苍生
◆ 陕西的三副面孔
今天的陕西，是一个由三块完全不同的地貌单元捏合在一起的省份，除了陕北的粗犷豪迈，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的深沉雄浑，也有陕南的钟灵毓秀、南国风情。
感想：这里想到路遥对陕西两头包中间的描述，很是形象。在陕西呆了四年，遗憾陕北之行一直未能实现。陕北作家路遥，陕北的信天游，都是学生时代心神驰往的地方。
中国历代划省都秉承着两个原则：山川形便、犬牙交错。
从历史上看，陕北历来都是少数民族的地盘，也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鬼方、白狄、匈奴、党项、蒙古，民族大融合一直都在这一地区进行着。这使得陕北地区既有农耕文化的厚重，又有游牧文化的粗犷；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蕴，又有边疆文化的纹饰。
关中的“关”字，指的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这四座关卡。四关一锁，八百里秦川可谓是“金城千里”。
唐代时曲江就被辟为皇家园林，引终南山之水、修葺、扩充出千亩水面，建有芙蓉园、杏园、大慈恩寺和大雁塔等诸多景观，亭台楼阁绵延不绝，留下了“曲江流饮”“雁塔题名”等脍炙人口的典故传说，闻名于海内外。
我提出了“皇城复兴计划”。具体来说，就是以曲江新区为核心，以旅游业为抓手，以大雁塔北广场、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等为支撑，一方面疏导、解放老城的城市化发展需求，实现腾笼换鸟，另一方面通过曲江再现汉唐盛世。届时，西安将是“无韵之离骚，流动的博物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文明朝圣地。这个思路得到了书记的全盘接受，一场轰轰烈烈的皇城复兴运动在西安展开。
感想：08、09年吧，那个是经常往曲江一代跑，可以说房地产搞起来了吧，但真正的人文底蕴，不是太喜。打造了一个花钱的去处吧。
◆ 文化大省
陕军能扛得住的原因，除了地处偏远、秦人朴拙以外，还和文学的地位之高有关。在陕西，只要你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就会获得人们的尊崇，享受很大的特权。这种对文人的器重和对文化的优待，是有历史传统的。
用砖块来形容老陕其实再合适不过。砖块质地坚硬、外表土旧、称量起来压手，老陕的个性也差不多。
英雄只能出于草莽，最鲜活的东西永远是在民间。因此，我有三不吃：第一，大规模连锁不吃，尤其是不吃酒店早餐；第二，官方指定、推上神坛的不吃；第三，门口没有老百姓排队的不吃。
◆ 山西印象
缘悭一面
感想：一面一醋。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 人文滥觞，山河激荡
三皇五帝久远缥缈，但晋南毫无疑问是这首《卿云歌》中所描绘的上古华夏族历代领袖人物的核心活动舞台，古华夏联盟的盟主国所在地。
被誉为“表里山河”的山西，东依太行，西界黄河，山河相间，是一个半封闭的地理模块。
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也是理所当然的。
◆ 晋商兴衰
“根”在流通领域的晋商，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资本。晋商主要做盐业、票号，兴于官商合作的“开中法”，盛于官商勾结的税收银，繁荣的背后是官僚经济巨大的泡沫，主流农民、手工业者并没有被惠及。
◆ 黑金的盛宴
煤老板的挥金如土掩盖了山西的整体滞后，从没听说过哪个工人靠挖煤挖得又多又快成了老板。一个豪掷万金的煤老板背后，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在幽暗矿井中讨生活的矿工，他们沾满煤灰的双手，他们的破败与绝望，全部被消解在煤老板盖大房子、娶小老婆的招摇形象里。
我很欣赏山西籍的导演贾樟柯，也颇为认同他的理念：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这十年是山西腐败发酵最严重的时期。煤炭的利润之高、操作之简易、门槛之低，仅次于抢劫。高昂的煤价，支撑着一场场权钱交易的盛宴。
◆ 山西向何处去？
靡费公帑
◆ 山东是块金字招牌
多少年以来，山东人在全国的总体形象都很不错，可以说是块金字招牌。求职也罢，升官也罢，交友也罢，只要自豪地说句“俺是山东人”，别人往往会高看一眼。
感想：这也是山东人留给我的印象，按理说遇到的人形形色色，总有奇葩，但山东人战胜了概率，孔孟之乡果然非同凡响，我遇到的山东人还就没啥硬伤。
多少年以来，山东人在全国的总体形象都很不错，可以说是块金字招牌。求职也罢，升官也罢，交友也罢，只要自豪地说句“俺是山东人”，别人往往会高看一眼。连我们智库招聘时，有山东人前来面试，我总会多留意几分。
为什么大家都偏爱山东人？我想主要和山东人忠勇、靠谱、说一不二的性格有关。
“一山一水一圣人”：泰山迎日出、播云雨、镇天下；黄河填陆地、丰物产、化苍生；山东作为儒学发源地，儒家三子——孔子、孟子、曾子——均诞生于此，以稷下学宫为中心，诞生了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
如果说中国的地上文明一半在山西，地下文明一半在陕西，那么说纸上文明一半在山东绝对不算夸张。
从海尔、青岛啤酒等很多青岛企业身上，都能看到德国工业文明和儒家精神相融合的影子。
◆ 齐风、鲁韵、曙光胶东
明清山东文学的明珠，是欲望恣肆的《金瓶梅》与神鬼怪谈的《聊斋志异》，这二者都与山东的传统标签完全不沾边。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其实就是后世版的“齐人之福”。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聊城，《金瓶梅》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今天聊城的临清市，临清古街中的许多地名、街名、馆名、店名等都与《金瓶梅》里的描述吻合。
与齐人相比，鲁人有明显的不同。齐国出战绩显赫的功臣，鲁国出的却是道德圣贤和文章圣手。这和两国开国君主的身份有关，分封到齐地的是西周开国重臣姜太公，分封到鲁地的则是道德模范周公。
齐鲁两地的合流，还表现在齐人的求功仅限于为臣，鲁人的求德也仅限于辅王，所以山东在历史上没出过皇帝。在这点上，齐人和鲁人可谓是殊途同归，齐人总希望做的是体制内的豪杰，鲁人追求的则是循规蹈矩的圣贤。各具特色又互相影响的齐鲁文化，构成了山东人性格的基本面。
官场的策划讲究支配资源，市场的策划却是整合资源。
◆ 山东之魂——认大哥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
东北的大哥文化是一种对自由、个性和江湖义气的追求，而山东则是源自骨子里对权威的崇拜和追随。
在浓厚的认大哥的情结下，跑关系、攀老乡、喝大酒成了山东人的三大绝活。
我20世纪80年代跑中国采访的时候，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广东靠南洋，山东靠老乡，北京靠中央。
大部分酒局也是权力的游戏。大哥用喝酒彰显权威和控制力，手下用敬酒表白忠诚和服从。就算谈生意喝酒，也要讲究个“制度建设”，必须到位
◆ 山东之弊在不作为
“萝卜快了不洗泥”
◆ 山东要向深圳学什么？
经历阵痛的山东，的确应该深刻反思，以认大哥为核心，衍生的官场文化、裙带关系、等级关系、论资排辈，已经渗透到社会角角落落。各地主政官员轮换太频繁，新官上任要出政绩，另起炉灶，搁置上任留下的摊子，造成大量投资分散，效益低下……
深圳崛起的密码很简单，第一，举全国之力，携香港之便，顺应世界产业转移之浪潮。
山东不仅有坛坛罐罐，有妻子儿女，有左邻右舍，还有礼义廉耻、忠孝两全，年轻的深圳没有任何负担。每个人到深圳去目标都非常明确，就是去发财的，就像到当年美国西部的淘金潮一样。从经济角度来讲深圳很单纯，虽然没什么深度，但也没什么负担。
所以，深圳这地方，人情淡如纸，大家都疲惫不堪、惶恐不安，没什么情分礼节可讲。
◆ 毛尖、烩面、胡辣汤
五味杂陈、苦辣酸甜的胡辣汤里，熬着一部千年河南史。
◆ 天下之中
河南是中国的胎记。中华文明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开蒙、第一场冠礼，都肇始于此。
河南并不是中华文明最古远的发源地，但它是最重要的孵化地。中华文明正是通过它的孵化，才走向全黄河流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 治乱中原
关于河南的美食，除了前面所述的烩面与胡辣汤外，洛阳水席、开封小吃也让我印象深刻。
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
《温故一九四二》同样如此，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苦难“记忆”之间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 河南人，中不中？
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四类是现代中国人之间最流行的地域歧视的受害者。指控对不对且不说，巧合的是，引发地域歧视的这四个地方——河南的东部、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西南部——不但在地理上接壤，而且同属“黄泛区”，也就是国民党当年炸开黄河花园口段，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的豫皖苏一带。
河南人的性格弱点中，灾难带来的不稳定性是一面，另一面则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造就的小农意识：春种秋收导致的精明，自给自足导致的保守，格局所限导致的愚昧…
河南人身上浓缩着中国最典型的民族性：大忠大奸，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俗大雅。柏杨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打开一看，对号入座，骂的几乎都是河南人。
◆ 河南，向何处去？
农耕时代平原最值钱，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
河南这个地方，落后只是暂时。下一步的河南，除了硬性的东西要继续做之外，还要做柔性的东西，把中部崛起、天下之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及展现千年农耕文明沉淀所形成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
谁有本事把“天地之中”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谁就赢得全球，代言中国。
如果有魄力、有能力把几千年“天地之中”沉淀下来的精气神，风雅颂到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全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的产品，这才是河南最大的价值所在。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沉沦于街头，蒙尘于市井，这才是真正的厚重河南。
◆ “三个中国”
中国这么广袤的土地，怎么实现有效治理？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难题。优秀的执政者们，其内在逻辑往往趋同，一要高度抽象，二要抓主要矛盾。我把这种逻辑总结为‘三个中国’：第一个叫‘关键中国’，第二个叫‘敏感中国’，第三个叫‘无所谓中国’。
◆ 忆“江南”
清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被拆分为“江南右”和“江南左”。一年之后，“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而“江南左”则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江苏、安徽之名称，由此而来。
感受：这个结论不成立。江苏号称苏大强，内部十分不认同，但也没有阻挡他的强大。
让安徽内部山头分立，皖北、皖中、皖南就像三个省，其方言、风俗、饮食乃至发展程度都大相径庭。由此观之，今天的安徽，存在感弱很正常，毕竟存在感的前提是认同感。
黄河流域的省份，认同感相对强烈，齐鲁、燕赵、中原、三晋、三秦、甘陇，行政板块就是文化板块，而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各有疆界，传承至今。
◆ 怀故人
学界引入了“梯度推移理论”，即整个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可行的，也是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只有沿海先发展了才能带动中部，中部带动西部。
这帮内蒙古战略研究处的年轻人们天不怕地不怕，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论”，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自然资源转换、金三角、劳动股份制等，一时风头正劲。
◆ 风流皖南
“徽学”被誉为是与“敦煌学”“藏学”并列的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大地方显学之一。
读书好，营商好，效好就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或许是徽商最高的精神追求了。
“以文求仕，以仕保商，以商挣钱，以钱求文”的徽商价值观，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态。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已经成为了中国面向世界的符号。
文房四宝都与古徽州有关：宣笔、徽墨、宣纸、歙砚，共称“笔墨纸砚”。
权力与金钱的本质，是高度的集聚效应
徽商从杭州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杭州，尤其是化育了杭州的商业文明。今天浙商风行天下，其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徽商。
如果说徽州（今黄山）偏儒雅，芜湖就是典型的码头城市，江湖气重。
◆ 刚健皖北
如同中国的黄河，非洲的尼罗河也会定期泛滥，但尼罗河水带来的是肥沃的土地，并在此之上孕育出了古埃及文明。埃及人在大水过后重新测量被淹没的自家土地，并且计算下一次泛滥的周期，从而衍生出了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一系列学科，这些学科也被称作“尼罗河的赠礼”。黄河与尼罗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含沙量，黄河洪水流经之处，土地被泥沙覆盖，良田成为盐碱地，让本来就不富裕的“黄泛区”陷入了极度贫穷和社会动荡，“尼罗河的赠礼”在这里变成了“黄河的诅咒”。
古希腊第一哲人泰勒斯留给后人的是“仰望星空”，中国第一圣贤孔子留给后人的是“仁义道德”，中西方文明从开端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先秦诸子百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老庄。老庄哲学的大背景，就是变化与无常，对世事和生命的看淡。在“黄泛区”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诞生了以嵇康、刘伶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流派。这些迥异于传统人文思想的哲学，是否都是在“黄泛区”这种人生无常、繁华速朽的环境下产生的终极观照？
南京话和天津话都与江淮官话（安徽方言之一）非常相似，南京是天子脚下，天津是天子津渡，这也是大明留下的遗产。
◆ 模糊皖中
1843年的夏天，一首《入都》传颂京师：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至于李鸿章的另一首《临终诗》，则有些悲凉：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 皖人治国，何以治皖？
我对区域发展有个广为流传的“三口理论”：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都遵循“河口——江口——海口”的进化和转移规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科大和合肥，甚至有点像斯坦福和硅谷的关系。今天的合肥悄无声息已经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基础科学研究的个别领域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安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大投入和提前布局。相对于很多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省份，安徽已经走在了前面。
安徽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认同感上。认同感是维系一定地域内的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纽带，是归属感得以形成的保证，也是存在感得以凸显的基础。
◆ 浙江从何处来？
同样是发达省份，浙江与江苏比，一个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一个是三分之二的土地面积为平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浙江124亿元的年度生产总值，只有江苏249亿元的一半。今天的浙江，GDP总量虽然依旧比不过江苏，但是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浙江以4.2万元的数据位居全国第一，可谓是富得扎扎实实。
◆ 三个浙江、五个浙江
什么叫温州模式，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规律也。
◆ 文脉与商脉
◆ 一碗沃面看浙江
文商两脉，三大族群，五大板块，水陆杂陈，推陈出新，再加上全国各地的文化风物荟萃，终于汇聚成了气象万千的浙江。
◆ 东、西之别，格、局之辨
“格局”一词最初来源于相术，即命格、命局，成格成局则大富大贵，破格破局则非贫即夭。随着语境的发展，“格局”一词逐渐被赋予更多内涵，用来形容个体，讲的是能得人、能容人、不负人的超凡气度。用来形容区域，则要把“格”“局”分开看，“局”乃“时局”，即全局形势，譬如一个庞大的“铁路网”；“格”乃“位格”，是“局”中的一个个“站点”，其中有些站是枢纽，有些站是中转站，有些站濒临废弃，有些站则是无足轻重的点缀。
◆ 江西风华，东南枢纽
宋、明年间，号称“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江西地区，经济富庶、文教发达，尤以文学成就最为突出
◆ 旧时代的残党
费正清曾说过：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 新时代的船票
由于战乱，景德镇这个在数百年间为全世界提供最优质瓷器的江南小镇，到1949年时仍在开工的瓷窑仅剩八座。幸运的是，窑火终未断绝，景德镇的手工制瓷体系和匠人保留了下来。
风起于青萍之末，谁也不知道变局会走向何处，但可以确定的是：有大抱负者不仅要顺势而为，还要敢于取势，甚至勇于造势。只有这样，才能乘上这场格局之变的东风，走向区域勃兴的未来。
◆ 百年风流
苏东坡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也是湖南近代史上两大巨头——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最大的区别，一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一者能为常人所不能为。
营一隅为天下倡
湖南人继承自远古楚人的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自我主义后，逐渐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逐渐变成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轻生任侠的血性变成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易怒的祖传性格变成了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从物质到精神、从眼界到心胸，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
十七岁的毛泽东外出读书临行前，改写了日本人西乡隆盛的一首七言绝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 三湘四水
湖南的“三湘四水”。“四水”没有多大争议，指的是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条河流。但“三湘”是什么？很多湖南人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三湘”是潇湘、蒸湘、沅湘的简称。也有人说“三湘”是指秦灭楚时，湖南境域内基本就是楚之三郡——洞庭郡（湘中）、黔中郡（湘西）和苍梧郡（湘南）。秦灭楚后，将洞庭郡、苍梧郡合而为一，成为“长沙郡”；又合黔中郡、巫郡为“黔中郡”。后世以湖南境域基本为楚之三郡而称之为“三湘”
范仲淹根本没有来过岳阳。所谓的旅游就是这样，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后却发现原来不过如此，但想景却可以神游八极、思接千载。
湘中地区“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在古代是南蛮栖居之地。险峻的自然环境与蛮夷充满原始野性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相结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区可谓是“典型湖南”。
“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南性格使湘军成为了远征劲旅。
芷江是抗战时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驻扎有大量军事机构、精英部队——包括最先进的空军部队，还拥有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所以这里才成了受降城。
凤凰更出了近代史上闻名天下的“筸子军”。古语说：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
“霸蛮”是湖南人写在骨子里的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韧、执着的，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
◆ 路在何方？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湖南人心高气傲、能干事、肯干事、百折不挠、敢于求新求变的性格，最适合做有挑战性、自由度的事业。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政治改革风起云涌，经济前途扑朔，科技天翻地覆……如今更需要的是“破坏性创新”，需要协同合作的精神、开放的眼光和勇于任事的态度，这些恰好都是湖南之所长。
◆ 湖北——中国的丹田
无论地缘还是文化，湖北都堪称中国的丹田：上下求索，左右勾连，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则有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内能化育精气，外能吐纳天地。一口丹田气，万里湖北魂。
◆ 不服周的楚人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正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现在以“楚”字组成了很多词语，如痛楚、凄楚、酸楚、楚楚动人，这都是楚文化的遗存。
湖北话中有句俗语叫“不服诌”，就是不服气。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不服诌”应写作“不服周”，说的就是周和楚的恩怨。
◆ 湖北是个好地方
“东南锁钥”
但“长泛区”跟“黄泛区”还有不同：黄河一淹就完，长江却还能“春风吹又生”。这种一年饥一年饱的生态，对于当地人影响非常深刻。
“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一形容湖北各地人情的俗语中，涉及的三个地名都在“长泛区”的范围内。
每次洪水冲刷过后，“长泛区”的地貌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变成淤地，同时会带来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地貌变化非常频繁，导致江汉平原上土地、湖区秩序常常陷入无政府状态。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因此，以邻为壑、宗族械斗非常常见。
◆ 天下荆襄，江湖武汉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中国的经济通道基本路线，往北就是洛阳-保定-北京，往南就是洛阳-南阳-襄阳，从襄阳南下到达江汉平原和长江边上的荆州，然后再通过水路到达湖北、湖南各个地区。就是这样的地理大格局，决定了荆州长期都是湖北的行政中心。
南京则完全是另一番风貌。虽然也是虎踞龙盘，但可能是因为其经历的灾难太多，又或是文风太盛，总差了一些帝王州的气象：定都南京的王朝不少，但大多是短命王朝。“金陵王气黯然收”，只剩下秦淮八艳的脂粉气和一份英雄末路的悲情。
◆ “惟楚有才”
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审时度势、尽兴就好，场面上过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决裂的准备。
如果说湖北人是一杯啤酒，看似气势磅礴，实际度数不高，那么，陕西人就是一壶烈酒，表面风平浪静，入口烧喉蚀骨。
人和植物的道理是一样的，人的忍耐力非常强，辛苦一点，困难也就过去了，但品格却磨砺了出来。
湖北在重工业上的失利，除了大企业病，更多的是大体制病，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积重难返；当然，也有大武汉病，在后起之秀汹涌向前的时候，多少有点托大、自封的犹豫。
◆ “极目楚天舒”
用我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三“生”有幸：生活便利和舒适，生意通达和兴旺，生命丰富和多彩。从粗放式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竞争型增长，转向精细化的以社会治理能力为核心的信任协作型增长，
◆ 典型中国
伴随着技术革命，消费升级和全球产业链的转移，城市也出现了分化和分类，如工业型城市、交通枢纽型城市、资本型城市等，而成都则代表了更高级的生活方式类城市。
“宽窄巷子”项目要想成功，就要深刻理解成都消费城市的特质，像石崇斗富一样，你铺四十里紫丝，我铺五十里彩缎，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把大众的虚荣心尽量调动。鼓励爱玩、爱耍、爱炫耀的成都人把宝贝展示出来，把天府的审美观、消费观和文化呈现在这个方寸之地中，邀请天下人一起体验天府生活。须知虚荣、贪婪、侥幸均是人性难以避免的弱点，但只要经过合理的利用，反而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强行遏制反而不美。
◆ 巴蜀道源
不管是成都人还是重庆人，乃至扩展到整个巴蜀地区，其文化中都有着相同的道家色彩：好享乐、尚自由、不畏死、不避祸。
成都人爱把“安逸”“巴适”挂在嘴边上，只要过得去，就不必太过复杂。这种达观背后的精神内核，正是顺应自然的生命观。重庆人的性如烈火、快意恩仇、精彩每一天的背后，同样是面对江河奔流，逝者如斯、追寻逍遥自在的大解脱。天地不仁，人生无常，自然无须一惊一乍，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只不过一者选择享受生活之乐，一者选择张扬生命之美罢了。
◆ 日鼓鼓的贵州人
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任正非却大相径庭：他对资本的贪婪高度警惕，对自己的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逐利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瘴气，是指南方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古人认为是传染疟疾、瘟疫的病源。不过，用现代语言来说，瘴气就是云雾缭绕，负氧离子高，是空气质量好的象征。
◆ “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在农业时代，平原最值钱；在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在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
◆ 东北人的“三碗面”
这里几乎没有自圆其说的宗教，也没有支撑基层社会的宗族体系，再加上战乱频仍、社会不宁，维系社会的传统力量让位于江湖规则，导致了东北人的这种“丛林”意识，而且至今还有一些影子。
◆ 奇迹的缔造者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哈尔滨，是当时的亚洲第二大国际都市。
抗战后期，伪满洲国甚至超越了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到1945年9月，东北的铁路达到11479公里，而全国的铁路总里程仅接近两万公里。1946年，东北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已成亚洲翘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5%。换句话说，当时东北约等于三十个上海。
日后的苏俄更是借“剿灭关东军”之名，在东北进行了疯狂的劫掠，无论厂矿、企业还是基础设施，能拉走的全都拉走，甚至连铁轨都拆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时的东北迎来了最好的地缘政治格局：头枕苏联、蒙古，背靠朝鲜，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温暖怀抱之中。
以1916年“远东大铁路”的全线通车为起点，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积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东北步入了最辉煌的阶段，这也是东北人最硬气的时候。
◆ 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1980年国家就开始对广东实行特殊的包税制，1980―1993年广东上缴国家税金200多亿，同时期的辽宁按老制度上缴利税1650亿，此外每年按计划调出大量资源产品供应全国。任何一场社会变革有收益也有成本，应该说东北是改革开放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地方工业逐年萎缩，人口增长缓慢甚至绝对减少，人才外流严重，GDP等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与主流地区的差距拉大，社会运转方式及地方社会心理滞后于时代……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性问题。除了重工业、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困境，国际地缘政治的降温也加速了东北的衰落。
一个人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每次潮水涌来，都是个人与时代命运的转身。多年以来，接受着主人翁教育的工人，以厂为家，勤勤恳恳。“下岗”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陌生名词，也毫无思想准备。伴随着“买断工龄”办法的实施，一年的工龄只值几百块钱，几十年工龄的老工人拿了几万块钱，从此被抛向社会。
没有人统计过，在企业转制的过程中，东北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究竟有多少资产流失，又有多少的权钱交易隐藏在其中。这场国企改制潮与东北的江湖文化、人情社会相杂糅，成为一批权力寻租者的财富盛宴。光我所见过的，就有无数人赚得盆满钵满，极少数的获益者对应的是广泛的底层，饥寒交迫与穷奢极欲并存。
获益者们带着大量的财富，在三亚的豪宅里吹着海风，甚至成批地远渡重洋。20世纪90年代美国洛杉矶的罗兰岗，几乎被东北人占领，甚至形成了广为人知的“二奶村”。在宁静舒适的豪宅区里，小三们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这幅场景成了美国对中国移民的经典回忆。
大锅饭、官僚主义、人情社会成了东北的标签
◆ 潮不是汕，汕不是潮
潮州是儒雅的农耕文明，安土重迁、尊师重道、敬畏祖宗、耕读传家。
自从晋朝到唐朝，潮汕人先祖从中原迁到江南，又辗转到闽南，最后到岭南，前后经历了五百多年筚路蓝缕，终于站稳了脚跟。他们心怀中原，但毕竟山长水远，教化之光难以普照到他们。没想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一下子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尽管没有待多久，但潮州人的文明归化之心便把韩愈越抬越高。这一“抬”，“抬”到了极致，“抬”出了故事，“抬”出了历史。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特别多。比如，苏东坡曾被贬惠州，“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如，王阳明到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成一代圣贤。其实，名人的到来哪有这么大的作用？他们只是薪火，真正的干柴是中土文明和边缘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由这种落差带来的无限向往。
◆ 汕头，经济特区之殇
任何区域的发展，都要经历从小农经济、流通经济、工业经济到现在的商业经济的过程，经济发展有自己不可逾越的规律。一旦把商业文化基因全部打乱，破坏了它的成长规律，区域经济必然要停滞甚至退步。潮汕这个地方多少年来只有流通经济，没有工业经济。这跟潮汕人的DNA有很大的关系：脑子好使，往往愿意挣快钱，挣聪明钱，而不愿意辛辛苦苦地做实业。
浙江温台地区（温州、台州）的历史文化跟广东潮汕有相似之处，但浙江没有特区的“合法走私”政策，只能自力更生，被迫走上了工业化之路。当潮汕已经是满地“大白鲨”摩托车的时候，温台街上跑的还是简陋的“甲壳虫”人力车。温台从盗版开始，到模仿、复制，再到现在开始创新，最终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并且产生了吉利、正泰等企业。最后结果就是：温台起来了，和潮汕相似的城市大都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而潮汕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型的工业化，还继续一次次地在原地犯错误。几十年过去了，温台已经由流氓变成了绅士，风光无限；潮汕却跌入了经济发展的低谷，徘徊不前。“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是这么个道理。
三十多年前，一位潮汕老板总结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他和我讲：“王老师呀，做生意说起来很简单：种地不如种厂，种厂不如种房，种房不如种人。”其中，“种厂”指的是搞工业，“种房”指的是搞房地产，“种人”则是搞官商勾结。
◆ 潮汕，向何处去？
我经常讲一句话：“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要看饮食。”文化越高的地方，在饮食上花的功夫就越大，人们把想象力和创新力都放到里面去了，做出了很多传奇的菜品。
说到饮食，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总结。我把北京菜叫“官僚菜”，好看不好吃；湘菜、川菜这些叫作“农民菜”，用调料来刺激胃口，很好下饭；上海菜是“市民菜”，实惠好吃；广东是“商人菜”，好看又好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广东菜的主力军团就是潮汕菜。
◆ 从上甘岭到大湾区
因此，有人开玩笑说，特朗普倾美国之力，发起了与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的“贸易战”。
这一幕幕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恍如隔世的沧桑感。谁能想到，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椰林稻海，是偷渡客冒死突围、纵使葬身大海也在所不惜的最后一道边界；三十年前，这里还是走私者的天堂，“一切向钱看”导致纲纪废弛、欲望横流，是备受诟病和质疑之所在；二十年前，这里正面临在土地、资源、人口、环境上的“四个难以为继”的阵痛，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都传出要把总部搬去上海，这里走向平庸仿佛是难以避免的宿命；十年前，这里正经受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等一波波浪潮的冲击……这里一天一个模样，谁也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到了今天，一个总人口超过七千万的，多中心、有梯度、有分工、有腹地的世界级城市群正在冉冉升起。
◆ 大湾区的前世：帆影两千年
从“十三行”商人到上海滩精英，再到香港巨鳄，最终通过改革开放反哺内陆，“十三行”火种不熄，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传奇。
◆ 大湾区的今生：激荡四十年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奇迹，其力度、强度、深刻度在人类史上都前所未有。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危机倒逼下的自救之举，改革开放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争议。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
在邓小平的默许之下，所谓的经济特区探索，本质上是一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探索，一场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的微创手术，一场收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精明生意。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指挥官，任仲夷有几段话在广东广为流传，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反正不要停。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三灯论”。
任仲夷还有一句话更精彩，他号召干部们“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做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一旦看准就先干了再报告；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准的，边做边说，先上车后补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接受教训就行了。
袁庚已走，改革仍旧；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邓小平仿佛是在讲述他历经风风雨雨后所得出的那些炉火纯青的道理，也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遗言——中国之命运、中国之未来、中国之道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清楚
什么是常识？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什么是规律？陈云同志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什么是本质？简简单单两个字：人性。
◆ 大湾区的动力之源——人性
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人性的贪婪，把它变成雄心，那么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一个人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一个人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那么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
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光辉温暖的温室花园，而是充满残酷搏杀的黑暗森林。人皆凡夫俗子，你我都不例外，我们可以用正能量引导人性向善，但千万不要指望所有人都是圣人。一旦按照洁白无瑕的标准来要求普通大众，这个国家只能批量地生产伪君子。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50后这批被耽误的一代精英的长期积蓄能量的释放，80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60后第一批普通打工者摆脱世代种地的强烈愿望，90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70后的一群普通大学生受改变阶层命运的理想驱使，那么21世纪最初十年的大湾区动力就是80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不愁吃喝群体的创造力的爆发。
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
◆ “3+1”改变中国
我想用“3+1”来概括这部粤港澳大湾区生成史：第一组是大湾区赖以生存的基石——尊重常识；第二组是大湾区发展的源动力——尊重人性；第三组是未来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即生意、生活、生命的三“生”有幸。最后的“1”，则是广东两千年帆影不绝所形成“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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