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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Qzone 微信 文章采集 采集文章 辜鸿铭:文学上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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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98ca6780320 | 来源:发表于2018-07-29 20:48 被阅读17次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那时正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严重的年代,西方的炮舰政策使当时的中国人受到了极大地震撼。他出生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结束,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但在这个封建历史长达5000年之久的国家,儒家的传统宗法文化依旧在百姓心里被奉为至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知道中国未来的走向在哪里,他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10岁时由布朗夫妇带到了英国,在那里他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着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着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

    他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学的价值,他对西方文学的兴趣随着他的学习深入也在不断加深,义父布朗望子成龙,多次带他拜见老朋友、校长卡莱尔先生。“‘现金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上一条枪’。”卡莱尔先生这些抨击西方社会的警句格言,尤其是卡莱尔身上的强烈批判精神、尖苛的词锋注入了他的灵魂,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在他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后,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学习中国文化。

    他的国学造诣在他给张之洞当“洋文案”(英文秘书)时得到了巨大提升,并且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倾慕不已。有人认为中国男子纳妾是不人道的,他却理直气壮地主张男子纳妾。他说:“妾者,立女也,当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之用,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也。”一次,一位外国公使说,男女应该平等,男子不应有几位夫人。辜鸿铭望了那位公使一眼,说:“我打个比方吧!这个桌上有一个茶壶,可以配上几个茶杯,男子就如茶壶,女子便如茶杯,因此,一个男人配几位太太,也是中西共通、合情合理的啊!”

    清朝的最后一根辫子

    辜鸿铭对那条“象征性的发辫”确实坚持己见,他曾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他不光在习俗上守旧,他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辜鸿铭的学术造诣是由西而中,先西后中,集中西文化于一身。但小编觉得纵观他的一生,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文化的守旧者。他前期在英德等国发表的文章、诗集、专著等是他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所进行的必有的修炼。他在欧洲发表的文章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并不是个人主动的。随着他的回国,他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几乎是从零学习的,在他造诣很高之后,他个人提出的道统恰恰与中国几千年来被教导的儒家道统相同,也可以说他最后选择了儒家道统。所以他在成为学术大师后的作品几乎全是宣扬中国儒家文化的,可是在那个思想进步的年代,国家需要革新,需要先进的思潮引领国人,他的理念与进步的思潮是不相符的,这也是他作为东方文化殉道者的悲哀之处。但这并不能遮盖他为近代中国学术界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如果把他的仕途之路作为他的政治态度来看的话并不值得一提,如果把他发表的文章,翻译的著作作为他的学术态度来看的话,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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