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第三定律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当某个事物能够与外界压力稳定共存的时候,它就被外界压力塑造了。其中外界压力是激励,事物应激而做出反应,事物可能会被外界压力毁灭,也可能做出适应外界压力的改变,从而形成新的平衡,“和谐”共存。
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需要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适应环境的需要。
生活在热带的人类,气候终年不变,物产丰富,自然灾害小,既然以小部落为单位,大家就可以活得令人满意,那为什么还要劳心烦神地去跟其它部落打交道,甚至结成部落联盟呢?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必要,所以热带地区虽然物产丰富,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影响人类的文明,直接欧洲殖民者到来。这一切很大程度是因为外部环境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造成的。
很久以前,华夏族开始生活在黄河两岸,黄河的不定期和不规则泛滥,带给华夏民族的,不是像尼罗河定期泛滥带给埃及肥沃土壤一样的恩赐,而是黄河下游众多华夏部落的生灵涂炭。所以,生活在黄河两岸的华夏部落,要想快乐地生活下去,不可能像热带部落一样既小而美,也无忧无虑,面对恶劣的环境,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做出适应环境的改变。黄河两岸有成百上千的部落,面对黄河的泛滥,任何一个部落,都无力治理黄河,而黄河一旦失去控制,就会殃及所有人,所以这些这些部落必须联合起来,一起治服黄河。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如此之多的部落和人口,必须发明出各种配套的规章、制度、传统、文化、习俗、文字,直到这些部落形成文化共同体,形成民族,形成中央集权政府,继而向四方输出价值观,输入领土和人民,直到秦汉时形成中国,绵延至今。而这一切的产生和发展,开始时,仅仅是为了适应环境而生存。
但是,当适应了环境以后呢?如果环境不发生变化,是否也意味着事物就会满足于现状而停滞不前呢?事实证明,答案是YES!当中国领土向北扩张到万里荒原(西伯利亚),向东到达浩瀚的太平洋,向南到达南海,西南到达十万大山和茫茫无际的热带原始森林,向西到达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后,既然已经把最好的土地尽数揽入怀中,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向前呢?既然没有必要继续占有荒凉的“化外之地”,那么治理好地大物博的“天朝上国”就可以了。从此华夏人就在被西伯利亚、太平洋、和喜马拉雅山脉包围和保护下的这片世外桃源中,世世代代地生活呢。外部除了偶尔气候变冷,游牧民族南下外,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威胁。既然外部环境没有变化,那自己还有什么必要劳心费力地折腾呢,遵循圣明的祖宗先贤的教诲不就可以了吗?所以,中国从秦直到清末的近两千年,几乎没有变化,只是不停地各家轮流当皇帝,直到西方人从太平洋和西伯利亚带来了亡族灭种的危机。
从秦到清末两千余年中国几乎没有变化,而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变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外部环境,中国人只是为了生存而应激做出反应而已。
而偏僻的西欧只所以能兴起,印第安人之所以灭亡,黑非洲之所以支离破碎,印度之所以一盘散沙,闪族人只所以长于贸易,都是因为适应了他们的环境,或者面对环境突变时没有能够及时做出适应。
所以,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很有道理,当适应了忧患时,当忧患来临,就能从容应对,当适应了安乐时,如果忧患来临,也许就会挺不过适应期。这样说的话,想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只需要把自己投放到那个环境中,任自己从不适应到适应,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当适应环境后,也就成为了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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