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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这种部分被科举考试的规定科目所定义的思想文化、文辞学问的内在化（ internalization ），也同样影响了文士们在公共和私人意义上对于道德品行和社会公德的定义。
士人们逐渐转变为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公务人员（ political servant ），这种功能角色意义上的文化转型与道学的文化再生产（ cultural reproduction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科举考试的目的就在于，具有排他性地将地方精英中的成员选拔出来，让他们加入维系社会秩序的王朝官僚队伍中。
与早期现代欧洲可以拉丁语和地方白话来区分的进阶教育和初等教育相似， [6]1415—1421 年后，晚期帝制中国的高等教育所教授的口语（官话， Mandarin ）和书面语（文言文），与中国北方地区之外所使用的日常语言截然不同，这种官方语言作为一种精英训练（ elite discipline ）只传授给少数人。
要想成为文官体系的一员，必须要接受一套正规的文化训练，大部分立志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尤其是那些南方士子）其核心要务就是掌握一门新的方言口语（北方或南方官话）作为其第二语言，同时还要精通书面语（文言文）写作。文言文在语言上更为精炼，包含数千个非常用字和古旧的语法，考生们需要从小到大一直记诵这些内容。
在接受了十余年的经学训练后，一名来自广东的考生也可以跟来自山东、四川，或是别的与广东有全然不同的方言之地区的全国各地考生共享同样的语言（官话）和书面语（文言文）。
相比那些“粗通文墨”的平民，能够流利地讲官话和精通文言文写作，成为精英家族延续自身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编修族谱，订立契约，起草诉状，制作收养协议和抵押凭据都需要有一定语言水平和政治人脉的亲族内的精英才能完成。古典教育成为获得社会文化认可的通行证。很多 15 、 16 世纪的欧洲精英必须尽量不说白话，在接受中等教育时必须要以古典拉丁文作为学习语言。与他们类似，大部分明、清时期的汉人、满人和蒙古人，如果想要接受更高等的教育、通过科场的考试，他们也必须收起自己的家乡话，使用官话和文言文。
学生们在答卷作文时，一般写官方所认可的楷书，但是文人也同样可以写草书、行书，到了清代甚至很多人会写古老的篆书。篆书、草书对一般人来说仿佛天书，但却是博学渊深的象征。因此，在更高的层面上，阅读和书写文言文更是被这种历史悠久的书仪给神秘化了。
从历史的角度说，那种被称为“八股文”的考试文体最早是在明成化年间初期才出现的。但是，古人在建构八股文的历史谱系时，却是往前追溯到汉、唐、宋诸朝，经常忽略八股文是在 15 世纪 80 年代突然出现，并且被考试体制接纳而成为考试的制艺文体的。不可否认，八股文确实与汉、唐、宋的文章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但是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八股文在明代中期是如何第一次作为一种被人们意识到的文体，出现在士人的视野之中的，以及这种在文人士子中极度流行的文体的文化内涵。
梁章钜在其影响力极大的《制义丛话》一书的序言中提及，浙江藏书家杨文荪（ 1782—1853 ）将八股文体追溯到宋代的经义文章，同时认为其在明初最终定型，经义文章已经不可逆转地取代了律赋
顾炎武认为，八股文的形制最先被有意识地作为考卷评判标准，是在这两次会试中确立的。 1490 年王鏊也是会试的同考官，而 1508 年他又再次被任命为会试主考官。
此类八股文中所使用的链式论证，是由成对的互补论述构成的，这些论述脱胎于千百年来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则是基于从早期中国到中古时代的讲究对偶的骈体文和古文传统。 [63] 此类骈体文是以成对的互补型对句和段落来推进论证的，它具有高度形式化和程式化的类比，力图避免松散的文句和无焦点的叙述。于是乎，八股文体就成了士人用“对仗视角”来确证四书、五经中的圣人视角的手段，考卷文章的各股严格遵从对仗句法。
科举不仅将数以万计的考生锁进科场，同时科举也通过八股文将这些考生的语言天赋锁进了八股文这种文体当中。通过精确的衡文断字，科举在身体上锁定和认知上锁闭考生这一点上达到了统一。
举办地方考试和乡试的科场和衙门内有数以万计的考生，如果考官们看到的试卷可以准确地遵循这些程式化和套话式的八股文文型要求，那么他们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更简单也更公正地给数千份试卷阅卷和评分。
像吕留良、戴名世以及之后的李绂（ 1673—1750 ）这样的士大夫，他们对于八股文优劣的评定往往是与科场考官们的判断截然相反的。事实上，对于八股文这一文体，确实有两套公共评价体系。一个当然是基于考生排名的评价体系。另一个则是代表了科场外文士观点的评价体系，他们对于优秀的文章和考官的批评也能反映出文士生活中对于八股文最具普遍意义的口味选择，在这个评价体系里，科举失意者的文章要远多于中举者的。科举失意的士人作为文化仲裁者，更倾向于对那些普遍的文士观点表示赞同，相应地，也更多的会抱怨考官有眼无珠。 1702 年，戴名世在一篇谈及八股文排名的文章中说：“有定者在天下，而无定者则在主司而已矣。
考官们逐渐无暇仔细阅读每一份试卷，考生激增所造成的这种严重后果早在明末就已开始显现，而到了 18 世纪晚期开始急剧恶化。哪怕对于八股文这种易于评定的文体来说，最终的考生排名依然充满了偶然性。虽然道学科目对考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不言而喻，但我们还是不应对考官们所秉持的经学判卷标准做过度解读，毕竟身在科场中的考官们都无比疲倦，他们不可能以绝对一致且一以贯之的道学标准来检视所有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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