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陈百合，他高高的个子，不算胖，和蔼慈祥，说话面带笑容。父亲在张拐子老师那里年了三年私塾，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父亲不到八岁丧父，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随同他的两个妈妈和他三叔一家一起生活。（注：第一章里讲过，我的第一个奶奶和爷爷不大般配，祖奶奶在家庭根本不富裕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又给爷爷张罗了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就是我的奶奶，所以父亲有两个妈妈。我的二爷爷未婚去世，故我的爷爷去世以后，爷爷的妻儿一大家人只能和三爷爷的一家人一起生活。也就是说，我的两个奶奶，带我父亲和我叔叔，投奔了我三爷爷一家，我三爷爷家还有三儿四女七个孩子。这是相依为命的一大家人。）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命苦的孩子也是如此。听说他从此就比同龄孩子长大了许多，不但不和弟弟妹妹们争长到短，还处处表现出一个大哥哥的样子。他带头孝敬两个妈妈，恨不得早早担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可是年纪太小，只能观察着每个大人的举止行为办事，尤其是靠三叔的屋檐下生活，唯恐哪一点做不好会让怪脾气的三叔不高兴；对三叔都是鞍前马后的逆来顺受，经常勉强着干些同龄孩子干不来或不该干的活。我听奶奶讲过，三爷爷平时赶骡子做买卖，每次回来，爸爸都很懂事的跑到跟前接过缰绳，帮三爷将骡子拉到棚里拴好以讨三叔高兴；三爷的儿子陈百义和父亲一般大可是从来没做过父亲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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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好客而且愿意和知识分子交往的人。五十年代，我们杨家峪村从里往外按姓氏排列:郑、彭、陈、柴、闫、李、孙、大湾陈、赵、贾、王、关这几大姓的人口，加起来也就二百多人。以大湾为界，前面几姓是一队，大湾以后的几姓是二队。一九四五年日本退出中国后，杨家峪才有了一所简陋的小学校，到底怎么简陋暂且不说。学校在两队之间的大湾对面，来上学的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全村不到20人，在一个教室上课。本村没有文化人，只能从外地派老师过来。凡是来学校教书的老师，我父亲都和他们交往密切。如果调换女老师，通过母亲和人家攀长道短、七拐八拐的论亲戚，帮人家带孩子、做针线活。父亲还经常请他们来我家吃饭，老师们也愿意接受。我记得来我家吃饭最多的是刘校春老师，他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后来两家成了亲家。一九五几年是我们国家最困难时期，家家都勉强度日，我家也不例外，不过母亲对生活调剂有力，既不会让家人挨饿，还要招待好爸爸叫来的客人。妈妈给客人做完可口的粗粮饭再做点下酒菜：虾酱炒白菜。白菜是自家自留地里种的，虾酱是鸡蛋换来的。一个鸡蛋换来的虾酱能搭配好几顿下酒菜，所以舍不得给人家炒鸡蛋吃。
那时候刚入社不久，种庄稼和收粮食以生产队统一分配，十岁以上为大人，每月30斤粗粮，九岁以下每月不到三十斤。我家共十多口人，我们兄弟姐妹、父母、奶奶。当时刚刚解放不久的中国，人多物薄，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国际方面只有外债，国家为尽快还清外债，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短时间内度过难关，对国有生活必需品限量供应，购买油凭油票、蛋有蛋票、肉有肉票，买粮食有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买工业品凭工业券购买，穿衣方面凭布票。国家发给每人每年一丈七尺三寸布票，不论大人和小孩儿。一家人如果全是大人没有小孩互补，布料根本不够遮体。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多，妈妈又能打会算，经常结余下布票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比如，村里的李占余叔叔结婚做被褥，他家四口大人的布票不够用，妈妈就给他一套被褥的布票。自己家好几个孩子挤在一个被子里睡觉。
我的父亲很能干，也很会做事。他组队做过水泥活，给人家盖过房子不收报酬。一九五八年，四十多岁的他到邻村大关庄当过副业队队长，回村后一直是生产队长。
一九六七年，河北省林业局派来果树研究所到杨家峪大队搞试点，因为杨家峪是板栗产地，为提高板栗产量引进先进技术，我父亲又被安排为专业队队长。他劳动勤恳，整天劳累也吃不上正儿八经的粮食饭，尽管平时妈妈队他也很照顾，每次吃饭先给他盛一碗小米饭，然后再拌上菜大家吃，还是因为劳累过度和饮食不当，由便血转成直肠癌，1974年去世时，他才50岁。
我记得爸爸在世时，他白天带领社员干活，晚上还要到生产队址开半宿会。夏天还好些，尤其是冬天，队址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可想而知有多冷。只有结算分红的那个晚上，父亲才能在家睡个暖和觉，这是因为我家十几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挣工分，一到分红，我家总是欠款户，用不着去领钱，爸爸才在家里睡他难得的暖和觉。
一九七三年，我的两个哥哥先后毕业，我已经挣十年工分了。二妹当上了民办教师，我俩一天挣七分。三弟弟玉武虽然还没挣满分，但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了缓解。大哥和二哥也先后娶上了媳妇，分家另过。父母正张罗着给三弟玉武办婚事，全家人第一次分得12斤小麦，正好换了10斤面粉，给玉武的媳妇“送盒儿”了（注:送盒儿，当时的习俗，指的是订婚时男方给女方送10斤面、10斤肉、10斤米、10斤点心，共40斤盒儿）。
日子刚刚要好起来，已经长大的我看得出父亲的满足感。每当晚饭后，是全家人最集中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妈妈带领娘子队，在挂灯下锥帮衲底，弟弟妹妹们挤在夹缝里或写作业或玩耍，最小的弟妹困了就随意睡了。父亲在炕的一角倚靠在炕墙上，胳膊肘拄在窗台上注视着我们，时间长了再换个舒服的姿势观察着我们，时不时的还要给哪个孩子说的不成熟的话提点小意见或挑些小毛病。要么他就哼着无词有调的小曲儿。他表现出对孩子们的期望和家庭幸福的满足感。那时候最单纯的我，白天和姑娘队参加生产队里又脏又累的劳动，晚上还要做几个小时的针线活，但是我觉得生在这样美满幸福的家庭里很幸福也很快乐。
当年初冬，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大奶奶去世整整两年。父亲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对劲儿，拉血过多，去洒河医院检查，医生说本院设备不全，建议去唐山医院造影。第二天，我本村亲戚贾瑞臣带父亲去了唐山，结果是直肠癌晚期，都没直接告诉父亲实情，可是聪明的父亲已经明白自己得的肯定不是好病。从唐山回到家已经是晚饭后，家家都点上了煤油灯，我家也一样，全家人都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旁等父亲回来。在沉静的气氛中，吱呦一声从屋外传来开门的声音，全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门口，是父亲回来了。他依然和往常一样面带笑容，但有些不自然，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过。全家人都明白了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已经全部清楚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全家人从此失去了往日的欢乐，真正体会到天塌下来的感觉。明知癌病在70年代是无法治愈的，还是借了三百元钱，由大哥和二叔陪他到北京肿瘤医院去治疗。不知道为啥，一九七三年进京治病必须带上省、市的介绍信，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是一件最难不过的事情了，多亏省果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帮助解决了难题。有了介绍信，母亲到生产队支了粮食到十里以外的汉儿庄粮站换来全国通用粮票，准备好一切，他们就踏上了去北京的路。还是很顺利的找到了北京肿瘤医院。医院说给父亲手术，摘掉直肠，腹部挂尿袋，也许能维持一段时间。父亲执意不同意，一是接受不了事实，二是考虑经济问题。他说已经是晚期，不想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就没有在北京治疗，就回家了。
回家后的几个月期间，使用各种治疗方法，听说栗树湾北方有个姓白的土医生，他有医治各种肿瘤的药，传药不传方，明知没多大把握，还是抱着万一出现奇迹的希望，将白医生接来给父亲看病，用了他给的好多药。同时只要听说那里有针对父亲病的各种药方，就赶快给父亲用。经过了多方面的治疗，顽固的病情不但没有得到好转，却折磨得父亲越来越严重。最后到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父亲永远告别了人世，那一年，他50岁。
父亲去世这一年，母亲53岁，大哥、二哥和三弟已经结婚，两个哥哥已经分家另过，二哥已有一儿一女，三弟的女儿刚出生不到一岁，我是当年五一结的婚，二妹是第二年正月结的婚，两个妹妹玉红和玉飞、两个弟弟玉阳和玉奎，他们四个都还未成年都在上学。父亲的去世，是我们的家庭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兄弟姐妹九个永远失去了父爱、年轻能干的母亲失去了靠山丈夫。但母亲仍然坚强的支撑起这个残缺不圆的家，不管内心有多痛苦，在别人看来，这个家在母亲的支撑下依然没有垮下。
(未完待续)
平凡的故事，写给对生活满怀深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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