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为一名努（bu）力（wu）学（zheng）习（ye）的研究生，我大学里的多数时光是在教（gong）室(si)里度过的。在这里，我要郑重地提醒一下各位准备深造的学弟学妹们，读研究生和混黑社会一样，发展的好不好，关键是要跟对老板。感谢我的老板，没有追着我要SCI（因为追也没用）；没有强迫我在期刊发表论文（因为我做的是毕业设计）；没有在毕业之际为难我（好吧，我还没毕业呢，老板我都提前写你不为难我了）。毕竟入学的时候比好多老师岁数还大，大家本着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让我创业造福社会的同时读研造福自己，善莫大焉。

然而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好老板，不是所有的导师都是好导师。

（杨宝德和导师）

就在大半个月前，西安交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杨宝德被人发现溺亡在了西安的灞河中。这位前途无量的博士，没能迎来2018年的曙光。1月6日，网络上有关“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无义”的报道扑面传播开来，在报道中，杨宝德远在北京的女友控诉了杨的博士生导师周某，以各种私人理由长期奴役、压榨自己的男友，让他得不到学术上的发展导致绝望，从而走向了自杀的不归路。

这位周姓老师经常要求杨宝德早上去停车场接送她去办公室、拎包送水；要求杨宝德陪她吃饭、逛超市，去她家打扫卫生、给她擦车洗车，陪她出去应酬、陪她打麻将；稍不高兴就对杨宝德进行人格侮辱。而不懂得拒绝的杨宝德对导师唯命是从，从而挤占了大量自己的学术时间和私人空间，他出不了国、做不了学术的深入研究、甚至博士都不一定能准时毕业。

这桩事件时至今日，仍旧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成为了网民们讨论的热点。此事件的讨论贴下，网友们纷纷匿名控诉了博导们的种种“恶行”。

01、我一辈子忘不了我的恩师在大年初三，伶仃大醉后给我家打电话指挥我爸给我买飞机票，初六必须到实验室。我接过电话后，那句懒洋洋的“项目做不好你毕不了业”。当时我觉得我爸为我被教训的孙子似，这简直是我这一辈子的耻辱。

02、国内给博士生导师的权利太大了。只要不想让你毕业，就是不让你毕业。学院硬性要求的文章数量达到了？我们还可以有课题组的标准。课题组标准达到了？我可以说你工作量不够。工作量很大了？我可以说你创新性不足。有明确标准的都能以各种理由延期，更何况那些没有明确的毕业标准的？

03、在我短暂的硕士求学生涯中，一个同学不堪老师push毅然退学。和我一起转博的同学在公示的最后阶段放弃名额改为硕士毕业。有同学去幼儿园帮老师接孩子；有人最后一年换导师；有人读博期间换了无数的研究方向……

虽然学业未竟，性命已失的研究生只属于极少部分人，而导师的压榨也不是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因为国内类似“雇佣制”师生关系处理不当而导致抑郁、内分泌失调，患有身心疾病的学生绝不在少数。

有人感叹，读博士，真的是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还好本帅读的是硕士。

2.

    而另一个被导师diss的博士生，人生却走向了另一端。张益唐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北大数学系硕士毕业之后，远赴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师从美籍台裔教授莫宗坚。莫宗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雅可比猜想的相关研究，而张益唐对雅可比猜想很有热情，于是，他就把证明雅可比猜想作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雅可比猜想于1939年提出，是代数几何领域中的一个难题，它之所以闻名，因为有很多试图解决猜想的证明，都有藏于细节中的错误。万万没想到，两年之后，张益唐完成了博士论文，证明了雅可比猜想。然而他博士论文用到的一个由莫宗坚证明的引理后来被认为不一定正确，这让在学术界丧失颜面的莫宗坚耿耿于怀，虽然后来张益唐在随后的博士论文中答辩出色，苦等7年终于毕业，但是莫宗坚却拒绝为他书写工作推荐信。

（张益唐）

    在美国，学纯数学理论的人毕业后，得不到导师的推荐信，就无法在学术界立足，更不可能有任何研究机构愿意录用他。张益唐求职到处碰壁，根本找不到本行工作来谋生，他先后流浪了很多地方，在中餐馆打过工，在汽车旅馆打过工，曾经无处安身只能睡在汽车里，在北大留美同学那里蹭饭。后来他在subway（著名快餐连锁店）找到了一个餐馆服务员的岗位，负责洗盘子和送外卖。48岁之际，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张益唐认识了一个来自山东的华人服务员小妹，后来，她就成为了张益唐的老婆。虽然离开了数学界，但是张益唐始终没有放弃对数学理论的思考。这个华裔姑娘不理解数学研究，但理解他的为人，她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

    在离开数学界七年多之后，张益唐通过朋友的引荐，谋得了一份美国二流大学的数学讲师工作，这使得他重新拾起并投入了数学的学术研究，那段时间，他每次授课完毕，就一头钻进自己的数学世界遨游，并开始研究起了世纪难题：孪生素数猜想。

    2003年，他把几个月来的思考整理成学术论文，投给了当今世界最权威的数学学刊——《数学年刊》。这篇出自“无名小卒”论文在短短三周内就被采纳发表，并引起了数学界的轰动，这篇题为《素数间的有界距离》的论文，证明了困扰了数学家们200多年的素数难题，其理论高度甚至能与陈景润所证明的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相提并论。

    当时已年近60的他，拿奖拿到了手软，世界多家名校也对他伸出了橄榄枝，请他任教。在沉寂了30多年之后，张益唐终于扬眉吐气，名扬世界。

    嗯，这样看来，哥在心理学领域自成一派，流芳百世还是有可能的。

3.

世上无难事，只要不去做。但凡只要有升学这件事，往后还会有无数个杨宝德和张益唐会被导师们坑。我们无法评论说，作为当事人，一定要有抗挫折的能力、一定要有高情商、一定要相信生活会苦尽甘来，那些话听起来多么正确，又多么无能为力。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当局者的性格、经历所塑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他，不是我们轻描淡写的一句“放下吧”、“日子终究会好起来的”所能轻易改变的。

我们无力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我们无力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我看来，那名被导师diss而跳江身亡的博士，其实与你、我、他都相关……因为，在我们看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善意，都可能改变人的一生。

张益唐早年虽然落魄，但是他有着周围强大的支持系统，妻子体贴他、朋友力所能及地帮助他，所以他虽然困难，但是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

据哥哥杨宝佳说，杨宝德是三姐弟中唯一上过大学的人，家在湖北黄冈农村，早年间因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在杨宝德很小的时候就到天津打工，他们三姐弟均被寄养在两个姑姑家里。杨宝德从小就非常懂事，他性格坚毅，读书勤奋，和家人打电话或者聊天从来只聊好的事情。小杨在读博期间，渐渐与家人减少了联系，就连女朋友也远在北京。他失去了强大的支持系统，这就让小杨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的一切。

从1939年到1944年间，哈佛大学心理学者乔治·瓦利恩特主持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选择了268名当年正在哈佛就读的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他研究的课题是：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成为人生赢家。赢家必须“十项全能”：十项标准里有两条跟收入有关，四条和身心健康有关，四条和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有关。譬如说，必须80岁后仍身体健康、心智清明(没活到80岁的自然不算赢家)；60-75岁间与孩子关系紧密；65-75岁间除了妻子儿女外仍有其他社会支持(亲友熟人)等；60-85岁间拥有良好的婚姻关系；收入水平居于前25%，等等，研究整整持续了76年。最后，专家的结论是这样的：

以下因素不太影响“人生成功”： “男子气概”没用；智商超过110后就不再影响收入水平；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低也影响不大；外向、内向无所谓；社交能力也并不直接相关。

那什么因素影响着成功呢？有如下几样：1）不酗酒不吸烟。2）身体状态良好3）童年被爱 4）共情能力高5）青年时能建立亲密关系。

瓦利恩特解释说，爱、温暖和亲密关系，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应对机制”。一个活在爱里的人，往往充满着正能量，在面对挫折时，会有更大可能性去寻找那些积极的“应对方式”。反之，一个“缺爱”的人，往往心理能量不足，在遇到挫折时倾向于用消极的方法面对。瓦利恩特还补充说：温暖亲密的关系是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开场。但好消息是，不论你今年几岁，都有机会“在爱里获得重生”。

在哈佛的那批人里，一个化名卡米尔的入选者直到35岁才第一次知道被别人全心关爱是什么感受——当时他生病住院，而医护人员给了他一直渴望的爱与温暖。后来，卡米尔从一个自杀未遂的神经症患者，变成了一位负责任的医生、父亲和丈夫。从此之后，他获得了很多人的爱戴，也对他人付出了自己的爱。

所以，在此我要感谢我夫人在这么多年以来对我（钱包）的无限关爱；感谢一路走来的各级同学在读书期间对我的包容和不杀之恩；感谢导师对我心理学工作的支持（我的研究生专业方向是广播电视艺术）……你们的关爱，成为了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充满了爱的正能量。相爱却不相杀，大家共同营造出互相吹捧的美好氛围，多么正能量。

并且有些能量，一不小心，就会传递出去。

我们的公众号“或或”刚刚起步，负责运营的同事，会和一些新关注我们的朋友进行沟通，询问对方为什么会关注我们。有一天，她截了这张图给我。

他口中的光帅，就是本帅。但是这位老铁，我并不相熟，甚至记不得哪年哪月哪日和他说过话，说了什么。不过听到他这么说，我由衷地高兴，万一我未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也许那句话改一改就会传播在朋友圈里（变成鲁迅说的也未可知）。

也许某年某月某天，你随意的一个小小善意，就能帮助一个人，在通往幸福的路上狂奔，这样的老司机，何乐而不为呢？

我是光帅，光帅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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