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要给职工增添福利，自己生产蘑菇，只卖给内部员工。于是这项工作就需要安排人来做了。于是“我”和另一个女孩捡到了这个“大便宜”工作。副局长说我们这个工作是走关系才得来的，因为我们家和副局长家是上下楼邻居。而另一个女孩的父亲是老干部，为了照顾老干部的子女，所以也安排她来了。
我们俩一起站在副局长办公室里，等她给我们“任命”工作职务。副局长一会儿用手指指我，一会儿又用手指指她，看谁来做这个项目负责人更合适。
最终，他轮指了半天，还是确定在了她的身上。她长我两岁，个子比我矮半头，人其实就是个机灵鬼样。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我，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只会干活的土包子一个。最终的这个决定让我心里当然有些不舒服，但我也仅仅是憋着那个不情愿，没敢讲出来什么。
回到家，我给老妈讲了这事，老妈讲我，就是傻大个儿一个，没出息的一个人。
我十九岁，她二十一岁。我就这么安慰自己，只因为她比我大些，所以我就听她的话吧。
开工了，首先要跟着老教授学习培育种子，老教授是单位请来的指导专家，他家离我们单位并不算远。所以我俩每天上班后骑着单车十几分钟也就能从单位跑到他家里了。最初几天我俩一块儿去，后来就是她叫我一个人去，我一个人又跑了大概半个月样子，去学习如何培育实验菌。后来到了把种子放入植物里时，就是老教授跑单位里来指导我们了。
每次老教授到来，她总是指挥我给老教授端茶倒水，她站在一边儿跟老教授聊天。我老不满意，也不能讲啥不愉快。就俩人的活，干得不开心又能给谁讲去。她其实也能看出来我有不愉快，但她更加脸色不好看，说话更加的趾高气昂，不让我有反驳的时候。
我们磕磕绊绊地一起合作了差不多一年，期间有过多少次吵嘴，多少次不愉快，而每天的每天，我还是乖乖地听话，完成她交给的任务。因为她是我的领导。她很多时候就站在一边看我干活，看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或者看到有人来看我们干活了，她才拿起工具与我一起做。而那时她的力气总是很大，速度也总是很快，好像那么多活都是她一人干出来的，而我是偷懒的那个一样。
到了后面种植期，要拌料，要翻搅，一车一车的料堆在屋子里，要上蒸锅蒸熟，再把它们一份一份地装进袋子，整天要累个半死。非常的花力气。
这哪里是什么“走后门”的事，就是看着我们都老实人里的。也不是看她什么老干部身份的父亲，其实她父亲在单位里一点也不讨好，就是个大家都讨厌的见他就远远躲开他的家伙。她母亲早走了，就她们父女两个相依为命，所以她是很要强的一个女孩。我们家与副局长家是邻居，也是给副局长家经常免费打杂活的邻居，所以他是了解我们家的小孩的。
我们就在这种环境里合作着，终于到了蘑菇成熟期，要开始售卖了。抛开成本费，我俩的工资，余下的是售卖蘑菇给出的价格。职工们都开开心心地吃上放心新鲜蘑菇了，但那个价格卖得并不高，最后也仅是与付出的成本扯平了。
到了年底，老妈说亲戚家那边厂里招人，问我要不要去，可以成为正式职工，有福利保障的。我尽管并不想进厂当工人，但想想这个工作这么辛苦，每天受累不说，还得受她的气，我是再也不想做。于是答应了进厂。
其实这是一种逃避的选择，没有学会当下解决问题，那么我将带着这些问题一直走下去，走过很长的路，甚至这一生。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