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的口红

  电影结束，我站起来踩上了一只口红。几年前网上价格炒得飞起的星辰，上面还刻了字。如果我捡到的是一只手机，或者一个钱包，我还可以拜托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找找它的主人。但是，一只口红，我能做什么呢？

    它或许是从某个口袋落下，或许是在翻找包包里的东西时掉出来。这个丢失口红的女孩此时有没有发现她把落到了电影院里？这个夜晚啊，她想我没有必要再去补个妆，挽着男朋友的手走上了闪着霓虹灯的街道。在某个瞬间，她突然有了一种预感，开始在口袋里在包里找寻这只口红。

    男朋友问她你找什么呢？她长长的头发盖住了半张脸，焦急地告诉男朋友。“口红啊。我的口红不见了。那上面还刻了我的名字。”男朋友说：“不过是一只口红啊，再买一只不就行了？”她仍旧固执地在包里找来找去。“那上面刻了我的名字啊。”

     我披着“如果是这样”的外套沉浸在为口红编织的故事里。要是现在的我手上握着的是一个塞得满满的钱包，我绝对不会如此热衷于想象主人焦急的心情。我可能会想：“啊，不过是个钱包，等等吧，总会找到的。”原谅我穷人的狭隘。

      我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至今为止掉过的钱，公交卡，学生卡不计其数，也正因此我对他人相同的行为抱着的是相当宽容的态度。家里的人每次都会在我说着：“啊，钥匙掉了。”，“啊，公交卡掉了。”时毫不留情地指责我，但是反过来，要是他们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就会默默跟在身后和他们一起找。我常常为自己拥有如此的同理心而感到骄傲。因此，握着口红的我想到女孩的心情自己都禁不住要流下眼泪来呢。

     我曾经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找到我，只要找到她就可以了。然后在升上六年级的时候，她要去美国了。对于小孩子的我来说，美国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的概念中，它不会比家到学校的距离遥远，但是也不会比我走到后院的距离要短。

   我的朋友喜欢收集橡皮擦。她有一个抽屉里排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橡皮擦。我们要分开的那天，她坐公交到了来我家里玩了一整天。晚上我送她走到车站，她给了我她最喜欢的橡皮擦。我把它放到荷包里。我们的道别普通得跟每一次我们离开学校时说的“再见”并无差别。她想说的话应该是：“不要忘记我。”我想说的话应该是：“请不要走。”，但是十来岁的我们给对方只留下了：“再见。”

    在独自回家的路上，我都不觉得悲伤。少年时代的离别多少都有些残忍，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晓世界存在着再也不见的残酷。

     我不记得我是否曾将橡皮擦从口袋里拿出来，只记得过了几天她从美国打来长途，我们从下午一点说到了五点，挂上电话我就在房间里找她给我的橡皮擦。但是我找不到它了。

     我问妈妈有没有看见，她说不知道。装橡皮擦的衣服被洗得干干净净地挂在衣柜里，本来放着橡皮擦的口袋空无一物。我冲到洗衣机跟前，扒着洗衣机的外壳往里看，又搬来搬凳伸手在里面摸。

      没有，没有。

      我叫上妈妈和我一起找，结果是无功而返。它确实是遗失了。我把怒火都撒在了妈妈身上，责怪她为什么不在洗衣服之前认真把荷包搜一搜。妈妈直接反问我：“那是你自己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自己收好？”我哑口无言。

      从橡皮擦的丢失开始，我和她写过的那些信也突然再也找不到了。那些装满了整整一个文件夹的信，都像蒸发了般，

我再也寻找不到它们的踪迹了。但是我的伤心只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小孩子的世界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填满悲伤。也是从那个时候，得已窥见我对物的爱是多么短暂。

     可是直至今日，我都没有跟她提过这些事。

    十几年后的夜晚，我口袋里揣着不知道是谁落下的，刻着名字的口红走在和当时同样的，回家的路上，模拟着女孩懊悔的心情。我路过了一个垃圾桶，我在离它几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拿出一张餐巾纸，把口红包在了纸里。

     我把口红扔进了垃圾桶。毕竟，它对我没有用处。是吧？

     我想起来，我的联系人中她的名字很久都没有亮起来过。偶尔的一次，是：“在吗？能点一下下面这个网页吗？”，然后我企鹅告诉我被盗号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我看见书上写的：“无物永在，万物皆流。”我想，真好啊，我终于给自己丢三落四的毛病找了个漂亮的理由。

       都是如此的吧。高价买回来的口红，印着墨水字迹的信纸，分别时送来的橡皮擦。都流走了啊，随着哗啦啦，哗啦啦的时间，最后都要流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