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汉武帝的成绩与不足
主讲：姜鹏
汉武帝是一代雄主，在他的努力下，汉朝的触角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上都有延伸。东到朝鲜半岛，南至海南岛，西达天山南麓，北抵今天的蒙古。这为后世中国奠定领土范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在开拓疆土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讲，汉武帝可以算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帝王之一。但一个国家除了疆土领域，对外竞争外，还有内政与民生同样重要。在内政建设和民生保障领域，汉武帝交的答卷一向不为历代评论者所赞许。比如汉武帝统治时期，黄河闹灾二十三年没得到治理之外，又比如在汉武帝后期，关东地区出现多达两百万的流民，也是内政建设失败的重要例证。汉武帝时代的人口总数，不会超过五千万，关东地区居然有两百万流民，这意味着至少二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流浪。
仔细观察汉武帝时代，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时代强国形象的成功和内政的失败，两者是相互关联的。
汉武帝四面开拓，树立强国形象，其中的核心是对匈奴作战，将匈奴单于赶到大漠以北，并打通河西走廊，控制西域，斩断匈奴右臂。当时很多国家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一战略目标展开的，几乎大半人力、财力也都花费在这件事上。
从政策层面说，汉武帝实施国家管控经济，把盐、铁等涉及民生基本问题的物品的生产、经营权收归国有，到后来甚至连酒都由国家专卖。当然从经济的角度讲效果很不好，国内经济因此呈现出萧条现象。
再从人力、武力的使用上讲，比如汉武帝分别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两度讨伐远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大宛国，为的是抢夺汗血宝马，优质的战马是和匈奴作战的重要战略资源。汉朝为这两次战争付出了数万人性命以及不可计量的物质财富的代价，最终夺得良马三千匹，但最终送到长安的汗血宝马只有三十匹。代价极其昂贵，成效极其有限。就在汉武帝讨伐大宛的同时，关东地区大面积遭受蝗灾，并且往西蔓延至敦煌。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蝗虫是农业生产最可怕的天灾之一，蝗灾遍野也就意味着这一年的农业收成非常不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武帝不是集中人力救灾，反而调动数十万人力、牛马驴等牲畜也不下数十万头，千里行军，发动大规模战争，当然会使得已经万分艰难的民生雪上加霜。
对汉武帝时代作个简单的总结，从致力于国家强大的角度讲，通过汉武帝时代的努力，确立了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并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丰厚的家底。若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看，这个时代看上去很热闹，但老百姓不仅没有得到实惠，反而为强大的国际形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整体来讲，汉武帝治国，既有骄人的成绩，也有明显的不足。
对于忽视民生的缺陷，汉武帝晚年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了一道非常著名的罪己诏。所谓罪己诏，就是在国家治理情况不理想，或者有严重天灾人祸的时候，皇官府先把粮食和种子借贷给农民，农业在基本生产、生活有所保障后，开始新一年的耕作，等到秋天收获的时候，把借官府的粮食和种子都还了，再缴纳上该交的农业税，这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最终霍光不仅把农民欠官府的债给免了，还顺便把一年的税收也给免了，对老百姓来说当然是莫大的德政。不仅宽解了汉武帝以来百姓们沉重的生计负担，把他们从生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也起到了凝聚人心，加强统治基础的功效。在新一轮“休养生息”思想指导下，百姓重新安居乐业，汉帝国的元气也逐渐开始复苏，霍光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效果都值得称赞。《资治通鉴》在此之前，很多卷没有提及政府鼓励农业的主题，至此才有一个转变。
除了重视发展农业外，霍光对汉武帝时代的另一个纠正，是展开“国有”经济的大辩论。汉武帝为筹集攻打匈奴的经费，把盐、铁、酒等产品的生产经营权收归国有，不仅把民间经济统死了，而且官营盐铁因为缺乏竞争，质量都很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按当时的制度，各地方都向朝廷举荐人才，这些人要么行为端正，受到乡里认可，要么饱读诗书，非常有学问，所以被统称为“贤良文学”之士。这些人来了之后，朝廷就问他们，眼下关系民生疾苦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说，对老百姓来说最不方便的就是盐铁酒等商品的国家专卖制度。这些读书人都说，官府不应该与民争利，希望取消专卖政策，买卖还是还给民间来做。
这个建议遭到另一位辅政大臣桑弘羊的反对。桑弘羊说：“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桑弘羊说这话，还是站在维护汉武帝时代政策的立场上。认为国家专业筹集经费，是为了征服四夷、巩固国防的基本国策，不可动摇。在霍光的支持下，贤良文学之士和桑弘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到底怎样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双方各持所见，反复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春天二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直到秋天七月，朝廷才最后有所决断。
从辩论的效果来看，是贤良文学之士把道理讲得更透彻。国家专卖利在一时，把民间经济活力都榨干了，难以持续发展。而这些贤良文学之士敢于和身为辅政大臣的桑弘羊辩论，背后应该有霍光的大力支持。辩论告一段落后，霍光代表中央政府作出裁决，最终制定了一个比较折衷的方案，取消酒的专卖，而保留盐和铁的专卖。从表面上看，霍光避重就轻，在更为重要的盐铁问题上没有作出改变，而是调整了相对次要的酒的专卖政策。事实上，由于汉武帝强大的影响力，霍光不可能彻底否定汉武帝的政策，所以取消酒的专卖，也是跨出艰难的一步，非常不容易，这给了民间经济复苏一个良好的信号。
正是由于霍光重视农业生产、调整商业政策，使得汉帝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内政建设逐渐走向良好状态，国家、社会由汉武帝时代的骚动走向安定。因此《资治通鉴》对霍光的执政成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这段文字首先对汉武帝晚期的国内状况作出了负面描写，说当时为了应付战争，经济凋敝，人口锐减。霍光执政之后，能够看到其中的问题，并且知道要纠正这些问题该从哪儿入手，施行了减轻租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老百姓衣食很充足，初步回归到文景之治的时代。
大家注意，这段评论中还有“匈奴和亲”四个字，意味着一直紧张的汉匈关系得到了缓和。这是不是也算霍光的功劳呢？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汉武帝时代和霍光时代的关系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留到下一讲再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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