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抱着求同的心理问过一些读过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的人，他们求学生涯有没有遇到过体育老师当自己班主任的情况。他们不是对此付之一谑，就是对我经历的这个事情感到新奇和同情。没错，我们63班在八年级那年，全校唯一的专业体育老师陈志刚，替换了已改行政府公务员的雷玉贵，成为了我们的班主任。我们无从考证当时白发染鬓的龙校长是出于什么理由和目标做出这样少有的安排。但我们63班同学今天凭自己良心说，有两点肯定影响了校长的决定：我们班比较乱，自由气息浓厚，这是其一；其二，陈志刚老师年轻气盛，精力充沛，说话威严有力，更主要的，他就住在我们班一墙之隔的单身宿舍里。
从事后来看，校长这样的绝世安排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好，但也不是太坏的选择。
陈老师留着平头，皮肤黝黑，在夏天穿球衣时，可以看到他大腿上像馒头一样结实的肌肉块。那时他还没有结婚。虽然每天做早操时，他站在升旗台上吹着银光闪闪的铁口哨，厉声呵斥指挥上千人的学生队伍，俨然一副君临天下的气势；但早操后和大家一起回到63班教室，他就满脸笑容，和我们这些毛孩子打成一片，变得和蔼可亲。如果不是怀疑人格分裂，我至今弄不清楚，他的这一不留痕迹的角色转变是如何办到的。但我想，作为体育老师，他学不来语文老师的悬河口才，也无从去比较数学、物理或者化学老师细致严谨的逻辑思维。他就一体育老师，严厉的形象已经令他感到恶心疲劳，正好就借个班主任的身份改变一下形象吧。在我印象中，他真没有严厉批评过我们班一个同学，也没有对我们全班同学作过一次长篇大论的教诲。他不关注我们的学科成绩。他的体育课还经常沦为我们可以随意走动的自由课。奇怪的是即使这样，我们班也并没有乱到哪里去，认真听讲的还是那么认真，比如李孝兰、杨赛花、欧阳明；调皮捣蛋的虽然没有收敛，但也没有变本加厉，比如我和袁外平。我们班的自由气息没有被压制和管束。这可以从那一年席卷全国的学潮运动看见端倪（这里不做详表）。所以，我有意无意地认为，陈老师当班主任那一年，是我们班仅有的“福利年”。
而我自己，就更有理由把那年当作“福利年”了。不仅仅是我的天性没有被束缚，还因为我在那年入了团。
那时陈志刚老师当班主任还没有多久，他并不了解班情，不知道哪个学生诚实，哪个学生顽皮。到了五四青年节，学校要求在八年级每个班挑选五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加入共青团组织。可怜的陈老师，用疑惑的目光环顾一下我们班五十多个学生，可能实在无凭无据，无法挑出五个品学兼优的同学，于是采取了民主竞争办法：有意向加入的，都写一份《入团申请书》，他看着哪份申请书亮眼，就决定哪个入团。
班上好像一共有十几个人交了申请书。其中就包括我。说句实话，我并不了解这个组织的章程和作用，只知道加入这个团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学校每每有什么大型活动，共青团员总是被提及和安排做引导和旗手之类的事情。有时去校外大街搞卫生，学校还会给团员发个红袖章戴上。红袖章加上挥舞的大扫把，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理。
“我决心成为共产主义最优秀的接班人”，我临时抱佛脚，翻看了一下章程，挑选里面最有气势的话作为申请书的抬头句。然后我还用了一串排比句来展示我的决心，里面带“啊”的感叹句也不少。就是这样一份矫揉造作、搜肠刮肚，竭尽华丽辞藻堆砌的《入团申请书》，还真把外表刚毅，内心善柔的陈老师给触动了。他单独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
“这份申请书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的！”我激动无比，满心期待会得到一番赞美。
“写是写得好……不是吹牛皮吧！”
“……”
陈老师粗黑坚毅的申字脸先是露出微笑，然后“噗呲”一声笑起来。
我的《入团申请书》就这样通过了。宣誓过后的一个月，为了践行申请书的诺言，我一改劣习，不迟到不早退，睁大眼睛上课听讲，学校一广播大扫除我就一马当先，一到周末就想着怎么做点别人看得见的好人好事……这可把我累个半死。更要命的是，我骨子里那种自由天性被完全束缚起来，感觉自己飘飘然，既做作又别扭，一点也不真实。我甚至疏远了和死党袁外平的关系。一个月后，一种叛逆心理就撕破了我的伪装。我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早自习躲家里睡懒觉，上课就和袁外平玩纸板，可以赖掉的集体劳动尽量不去。做一个品学兼优学生的想法早去了九霄云外，那还真不是我这些凡夫俗子干得来的事情。
陈志刚老师一开始抱着欣赏，到后来摇头叹气，但始终未对我行为提出忠告或者批评。他似乎了解我的心态，把这一切看成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成长的普遍状态。这一点，我倒是很感激他。因为他一批评，我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内心矛盾中不能自拔。无意中，他给了我一段自由成长的机会。其代价也就是后来陈志刚老师对我总结的那句话——你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料。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也已经老去，但这句话言犹在耳，俨然是我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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