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制外婚制之目的与副产品
作者第一章对一夫一妻制与外婚制的演化轨迹理论的检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令人惊讶的反差，即人类动机与这动机驱动的行为后果间的巨大偏离。
作者洞见，武器的发明在人类走向一夫一妻制中发挥了作用。人类与大猩猩、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当初的婚配方式是一夫多妻。此种婚配方式下，雄性凭借身体力量争夺异性。身体就是他们内行的武器。何以还要发明身外的武器？为了在与猛兽的对峙中获得优势。但武器是双刃剑，也作用于人类内部，甚至其日后的主要作用在人类内部。其功能一时一变，匪夷所思，既能扩大，也可以弭平内部各方力量的对比。使人类成员间的武力对比竟然小于他们先天身体力量的差别。武器初始发明时恰好如此。借此，强悍的头领与众多弱男完成了一项妥协：从此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落户。这是此前无人敢想的制度。
人类武器的发明本来是野兽压力（为求存）的产物。如此动机的后果诱发了人类进化史上划时代的剧变。固然武器过后有拉大双方力量对比的时候，但一夫一妻制一旦建立，便难复辟。因为夺回所有界人已经得到的妻子，绝对是天下第一难。走入一夫一妻制之后，人类社会中虽有少数人多妻，大范围的一夫一妻制已成定局。
备注：除了武器的发明，还可能与人类大脑的增大相关。因为脑大，所以早产。幼儿的存活率关乎部落的存续。只有一夫一妻制下父亲照顾幼儿的积极性才高，部落才得以存续。
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异同
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文化的进化在人类在演化历史中逐渐发育出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意识与理性，意识和理性与身体上其他部件和品性一样，是他们的生存手段。而意识与理性的产物——文化，同样是人类生存的手段，甚至后来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文化的长足发展带来的一个深远后果，即人类几乎逃脱了掌控其他所有物种的自然选择剪刀。
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的相似之处：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不同之处：生物进化中“（从低级到）高级”已受到质疑，文化进化趋向高级似不容置疑。
作者进一步说明了，在达尔文之前，拉马克以其“用进废退”的理论解释重生物进化是不够严格的。但文化的进化却有“用进废退”的现象。
产生文化变异的温床
给予
一切给予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改变对方的作用。但是除非阅历甚广或思虑颇深者，普通人实施或看待一般性给予时，心理是单纯的。他以为那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想象不到他的给予会改变对方的心理、期待和行为。比如政府对一些低收入地区的扶贫，常常未能促进该地区脱贫，反而诱发当地人开支脑筋去思考怎样获得下一笔更大数额的扶贫资金。要使政策趋于合理、社会走向健康，就不可以认定被扶贫地区人们道德低下，而要反思给予方式是否恰当，乃至一切给予都不同程度地隐含的问题。
个人、团体、国家、文明是尺度截然不同的单元。从个人、国家处得到的认识未必可以解释人类和文明，反之亦然。但在“给予”这个问题上，个人与人类居然如此相通。
如本收第二章所述，农业不是人类目的性的产物。农业产生的诱因是圣米，是上天的给予。这一给予太过丰厚，堪称不能承受之重，乃至彻底改变了获取者的行为。首先是令他们改流动为定居。家居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生育提高和人口增长，这便导致了对更多粮食的需求，乃至最终锁定于农业，不可能返回采集。继而农业带来或强化了阶级的产生。这一连串的改变中，微观的中似乎都包含了当事者的意愿和目的。但宏观地看，却受到丰厚给予的驱动和控制。日后的“好好种地”其实是宏观被动下的主动选择。对这一宏观上的被动的最好说明是：这一丰厚的给予日后带给大多数的人是极度的辛劳。采集和狩猎要比农业轻松惬意的多。当然，农业文明也造就了日子惬意的上等阶级。农业所启动的人类文明要走过极其漫长的岁月，才能让农民的整体生存状态优于采集时代。仅从农民的生存质量即可看出，农业不是他们的目的性选择，是一种“给予——接受”的副产品。
上天的给予使人勤劳，政府的扶贫使接受者萌生乞讨的心理，父母的过分给予助长了孩子的依赖性格。何以有这样的迥然不同的反应？
借用与杂交
作者把“借用”和“杂交”分开介绍。以本人看来，这里的“借用”和“杂交”的边界其实不那么明显。例如，把域外文化的“图像印章”技术借用来解决自身的需求催生出了“文字印章”，这是杂交还是借用呢？无论是借用还是杂交，作者说“文化进化中的最大变异每每产生于文化间的杂交（或借用）”，我是非常认可的。
发明
伟大的发明之创新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第一，其创新不是终止于这项发明之应用，而是引发一连串的新事物。第二，新技术带来新问题，只有靠更新的技术来解决，更新的技术又带来新的问题。文化变异自此一发不止。
互动
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中，个体的多数行为发生在与他者和外界的互动中。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事者的目标和手段，塑造他们的心理和性情。作者重点讨论了军种竞赛中的互动和一方驯化和控制另一方的互动。
一方驯化和控制另一方的互动，看似强势一方的目的和意愿所造成的，其实不然。人类驯化了野生的麦子和稻子，削弱了其晚熟、倒伏、果实皮厚的品性，它们服帖地遵从人类的意愿；不倒伏、按时成熟、果实饱满。作者在讲述，初期的驯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内中并无主观的驯化意图。明确的驯化乃至培育良种的意图和方法是晚近的事情。不管早期农业中人类意图的强弱，作物毕竟被人类驯服，摆脱了其原来的野性。但同时，驯化是互动的，人类驯化了作物，作物也驯化了人类。作物失去了野性，人类也失去了野性：不再做身无长物、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不是人类的生存节奏决定作物的生存节奏，而是作物的生存节奏决定了人类的生存节奏。春播、夏锄、秋收、冬藏，莫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作物。
目的论与副产品
作者反驳了“历史的选择”，并提出其逆命题“人类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吗？”
作者认为在历史和文化这样的大尺度上不能。并引用了波普尔的观点：
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我们不能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
作者最后总结
本书以人类文明的六大里程碑说明一部文明听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所造就的。过去是这样，现在和未来？今天人类已远超过去。但正是人类与日俱增的能力所造就的自信，使我们误以为：古代文明是人类目的性行为的产物。本书的目的在于推翻这种虚妄不实，以副产品这说代替对人类文明听的目的论解释。但悬而未决的仍然是文明的未来。人类今后历史难道不是我们意愿的实现吗？人类未来的文明难道不是我们意志的产物吗？ 小尺度的文化改变决定于人类的目的和计划，大尺度的文化变迁依然是副产品。大的发明常在意料之外，而非计划之中。更不要说我们完全不知其何时露出端倪的超级发明。核扩散、族群火并、基因工程——人类今天面临的风险与不可预料之事，一点不少于昨天和远古。
文明依赖可遇不可求的启示和变异。
鉴于拉马克与达尔文学说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进化的机制，一个埋头于某项合理计划的工作者不必自惭渺小，你们在发掘某一文化的潜力；而一个庞大方案的设计师不可过分炫耀，文明从来不是出版哪份蓝图。平衡现实与未来的中庸之道是：该社会中生产、科研的每个领地和单元中都有目标明确、手段合理的方案和谋划；与此同时，该社会宽容每个古怪、异端的思想， 人际、代际、族际、学科间、国家民族间的交流疏通渠道，搭建平台；静候文化的新因子，未来文明的候选者，飘然而至。
书评
作者郑也夫旁征博引，论证严谨。颠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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