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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背景
埃利泽·斯滕伯格(Eliezer Sternberg)，塔夫茨大学医学博士，耶鲁-纽黑文医院住院神经科医生，具有神经科学和哲学的学术背景，出版有《你是机器吗：脑、心灵及何为人类》《大脑让我这么做》等著作，并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优秀期刊。
埃利泽·斯滕伯格(Eliezer Sternberg)
埃利泽·斯滕伯格(Eliezer Sternberg)
高天羽，笔名“红猪”，长期任《环球科学》杂志与果壳网翻译，出版译作有《遥远地球之歌》《鱼为什么放屁》《世界为何存在》《恶的科学》《打开一颗心》等二十余本。
一点感受
思维导图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做的思维导图，已经到了看完书不画图看完就忘的地步了。
这本书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了解到各种奇奇怪怪的病，通过fMRI能知道是大脑哪个区域出现问题，但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全书给我们展示了有意识和没意识两个系统，大脑还有一个会负责讲编各种故事的功能。
大脑的逻辑就是：当它遇到相互矛盾的信息时，就会生出一个故事来调和它们。我们在这本书中反复见证了这种情形。
有意识系统使我们能够体验到自我。我们的痛苦和快乐都属于我们。我们有行动的意愿，并且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心灵和身体。因为有意识系统，我们才能将脑所创造的故事付诸实施。
那么无意识系统呢？无意识系统负责创造这个故事。它将我们体验的碎片拼合，必要时填补其中的空缺，并且按照时间顺序写出我们的人生故事。是它为我们建立了自我感，而且维持并保护着这个感知；为了这个目的，它不惜用解离来驱逐有害的想法和记忆。
但是，最为悲观的是，书中结尾的一句话：将脑看作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两套系统，其实在神经科学中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想法。
科学的进程就是这样：科学，从来没有科学过，唯有迈向科学的进程，从未到达终点。
书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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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被诊断为安东综合征（Anton’s syndrome），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患病者双目失明，却意识不到自己失明了。他们常常会为知觉错误找借口，比如说“我没戴眼镜”或者“阳光太刺眼了”。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疾病的原因是视觉系统和监控它的脑区之间切断了联系，使得脑无法收到视觉出现问题的信号。所以沃尔特才会意识不到自己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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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有一位软件工程师要在不知道代码的情况下分析一套程序的工作方式。在这种所谓的“黑箱测试”（black box testing）中，这位软件工程师会输入各种操作（比如按某一个键），并记录其输出（也就是观察结果），然后根据知识和经验判断这个系统的工作方式。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这套程序实际的内部结构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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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被试中，有一半坐在一张硬木椅子上，另一半坐在一张毛绒绒的软垫椅子上。结果如何？那些坐在硬木椅子上的被试都成为了更积极的谈判者，他们用强硬的态度迫使销售员降价，最后的成交价格比软椅组平均低了347美元。显然，坐垫的额外舒适感使得另外一组被试接受了更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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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同样严格的求索精神，我开始探索一系列新的问题：人的决策是怎么回事？精神疾病是如何影响思维的？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脑相互作用？脑又是如何造就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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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将考察脑中两个系统的运作情况：意识和无意识。我们不仅会探究它们如何平行运作，更会关注它们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创造我们的生活体验，维持我们的自我感。我希望各位在读完本书时能明白人脑中有一些无意识的机制，它们以种种独特的固定模式引导着我们的行为。正是背后这套神经的逻辑，驱动着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你也不妨将它看作是一个软件。我们的任务就是破译这套逻辑体系。我们的方法不仅是观察这个体系的输入和输出，还要找到产生这个体系的各个脑系统。破解脑内的软件代码会对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包括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包括对人类的关系和交往的思考，以及我们对自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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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里多克综合征（Riddoch syndrome）的患者会失掉感知静物的能力，而只能看到运动的物体。神经病学家最初观察到这种疾病是在1916年，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位中校在冲锋时头部被枪击中。子弹穿过他的右侧枕叶，损坏了大部分视皮层，只有一个称为“MT”的区域保存了下来，而那正好是负责运动知觉的区域。这名军人再也无法看见物体的大多数特征，但是他依然能感知到物体的运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些‘运动着的东西’没有清楚的形状，而如果非要说它们的色彩，也只能勉强说是一片朦胧的灰色。”你见过一只球飞过身边时的那片模糊吧？试想那就是你能见到的全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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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情况是只有MT区域损坏，这会造成运动知觉的丧失，对其他知觉没有影响。想象你站在街角，目送一辆汽车开过。你看到的不再是车辆驶过的连续景象，而是一幅幅车辆处在不同位置的定格画面。车子先是位于你的左侧，接着就到了你的右侧，而你始终没有看见它移动的过程。这会让过马路成为一项骇人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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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家已经能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在人脑中看见这个过程了。fMRI能够随时监测血液向脑组织释放氧气的速度，并从中读取所谓的“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这种监测的理论依据在于，神经元越是活跃，就越是需要氧气，因此BOLD信号就成为对神经元活动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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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观察世界，脑中的两套系统也在塑造我们的知觉。其中的一套是无意识系统，它负责识别模式、根据这些模式预测将来，并决定如何将知觉的碎片拼接到一起。另一套是有意识系统，它接受无意识系统的运算结果，在必要时加以审查，并根据由此获得的大量背景知识来制定决策。这两套系统各有自己的用途。无意识系统有许多方法来预测模式，并使用不完全的信息来填补空缺，人脑用自动过程帮助我们读懂次序颠倒的字词，只是其中的一种应用。但是正像摩西和方舟的句子所显示的那样，有意识系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它帮助我们决定在什么时候信任无意识系统的预测，尤其是当一些环境因素试图欺骗或愚弄我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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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中的无意识系统负责拼合我们的知觉碎片，并在必要时预测模式、填补空缺，从而创造一个统一而富有意义的解释。总之，它在说一个故事。意识系统听取这个故事，但并非照单全收，而是会对它进行反省乃至质疑。然而前额叶的损伤却会产生一种情况，伤者的大部分脑区仍在工作，唯有前额叶的反省功能出现了故障。缺少了这层监督，无意识的填充过程就失去了控制，它将我们的体验随意拼接、强行归纳，或许就是这造成了那些牵强的解释和奇怪的故事。不过脑部损伤并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可能常犯。甚至可能就在昨晚，你刚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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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现在是半夜2点，丘脑刚刚送来了一批信号，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一团乱麻——毕竟那都是脑干随机产生的。然而视皮层并不知道这一点，它还以为从丘脑收到的信号全都来自眼球。接下来它会如何应对？和我们觉醒的时候一样，它会尝试从这些信号中理出头绪。利用我们储备的知识和记忆，它将离散的信号碎片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段统一的视觉影像。而在我们的体验中，那就是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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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虽然奇怪，但是当我们置身其中，却又往往不以为怪，只有醒来后，才会意识到刚才的那番景象是多么荒诞。这是为什么呢？经过研究，神经科学家不单发现了脑中的哪些区域在参与造梦，还找到了哪些区域会在夜间进入休眠。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执行高级决策功能的前额叶皮层会在入睡之后完全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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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做梦时不会积极地测算谋划，对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多少反省，因为这些功能都需要前额叶的支持，而前额叶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关闭了。这就是为什么做梦者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也是为什么梦境如此奇怪，我们却不会想到“等等，这根本说不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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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都和我们觉醒时的知觉截然不同，而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脑中有两套具有根本差异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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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不会在做梦的同时做出有意识的决策。当我们醒来，内心的幻象悄悄退去，意识重占上风。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轮流掌权，又轮流交出权力。然而就像达利的作品和清醒梦所显示的那样，梦境与现实的界限，有时只是薄薄的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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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漫游奇境症是如何发生的呢？初步研究显示，这种幻觉的原因似乎是视觉处理受到了阻塞。我们已经知道，视皮层通过对距离、大小、方向和形状的一系列计算建构起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如果这条加工的通路在中间发生了脱漏或是阻塞，结果就是知觉的扭曲。2011年，有人研究了一个患有爱丽丝漫游奇境症的男孩。研究者向他展示了几张图片，并要求他判断它们的大小和方向，同时用fMRI监测他的脑部活动。比如向他展示蓬佐错觉（下图），然后要他判断图中的两条平行线段是否有相同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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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漫游奇境症只是一类更大的幻觉障碍中的一部分。类似的比如“脑脚性幻觉”（peduncular hallucinosis），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患者因为脑干的损伤而产生了鲜明的幻觉。他们可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景象，比如明亮的颜色、失真的大小（在这个意义上，爱丽丝漫游奇境症可以看作脑脚性幻觉的一个子类），或者电影一般的逼真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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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家还注意到了这些病人的另外两个共同点。第一，脑脚性幻觉患者都抱怨自己格外生动的梦境。第二，患者往往在四周黑暗时出现幻觉。一旦开灯，幻觉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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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幻觉为什么只在黑暗中出现呢？根据我们的神经科学知识，梦的源头是脑干，那里包含着梦的开关。当我们盖着被子，在只有月光照射的卧室中进入快速眼动睡眠，脑干就开启了梦的通路，打开了开关。当早晨来临，我们从睡眠中醒转，张开双眼沐浴在阳光之中，这时，脑干也关闭了梦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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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幻觉中听到音乐，往往发生在有听力障碍的人群中间。这个现象甚至获得了“听觉邦纳综合征”（auditory Charles Bonnet syndrome）的名称。 当听觉通道中的活动降到最低，帕舍先生的脑就用自创的声音填补了这个空白。如果外界的声音足够响亮，比如有地铁呼啸而过，帕舍先生还是能够听见的，这时听觉的空缺填满，幻觉也随之消失。然而较轻的声音却无法克服他的听力障碍；当他的听觉通路空闲下来，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就会打开幻觉的收音机，填满这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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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五种感官的神经通路是相互交叠的，也许就是这个交叠，才使我们在丧失一种感官的时候产生了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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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感觉系统是为生存而演化出来的。感觉信号先是在几条平行的通路中加工，然后再整合、解读，并整理成一个概念框架。到这时，不同的感觉已经融合成了对于世界的一个统一而流畅的感知了。这样的协作不仅增强了我们的意识体验，它也创造了一个后备系统，能在某个感官出现故障的时候由别的感官顶替补偿。当一个人双目失明时，其他感觉系统就会加大马力，去填补知觉的空当。为了重建我们的世界图景，人脑竭尽所能，它甚至会用拼合其他感官的方式，重新创建一个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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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的心灵是一位故事大师。在睡梦中，它将脑干在快速眼动睡眠时的随机发放连接起来，编织成一个精彩的故事。在盲人的脑中，它又能用其他感官重建空间知觉，甚至创造出类似回声定位的功能。不过，大多数天生失明的人都不觉得自己能在梦中看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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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有意识的系统，无意识系统遵守的是另一套不同的规则。这两个系统的内部各有不同的加工过程，它们在白天容许我们开展自主的有意识反思，到了夜里又放纵我们踏上无拘无束的感觉冒险。但是我们很少能看见这两个系统是如何运作、如何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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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少次是开了三十来分钟的车到工作单位，却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开过来的？你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尤其是当你还在想着特殊的事，比如要在九点钟去做一场演讲的时候。上班途中的那段驾驶经历没有进入你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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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神经障碍也揭示了视觉探察与“看见”的体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比如偏侧空间失调症（neglect syndrome）的患者具有完全正常的视力，但是他们只对视野的一半具有意识，对另一半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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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双重控制系统牵涉到脑的不同区域，对行为也有不同的影响，无论在体育还是社交中，情况都是如此。不过和我同事的这番对答显示出这两个系统还有一点不同：它们牵涉不同类型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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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不仅无法记录信息、将其转化为情节记忆，它也无法从情节记忆中提取信息。因为它根本接触不到情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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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强烈建议我们不要在电视机前吃饭，因为这会造成过度进食。当我们消极地观看电视，我们就是在任由电视节目独占我们的有意识系统。如果我们正在看电视的时候从事某项刻板活动，比如吃薯片，我们的习惯系统就会接管这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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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病例中，病人的前额叶，包括其中的腹内侧前额叶发生了损坏，这些病人就会永久丧失自我监控的能力。而当人脑无法监控我们的举止，我们就无法深思熟虑地做决策。我们的脑会进入习惯模式，我们的行为也会进入自动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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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演练不仅能提高身体的表现，甚至还能增强肌肉的力量。克利夫兰医院（Cleveland Clinic）的岳光辉博士（Dr.Guanghui Yue）曾经主持一项研究，参加者在想象中收紧自己的一侧手肘和小拇指，每周练习5天，每天15分钟。如此12周之后，研究者发现他们那一侧手肘的肌肉收缩力增加了13.5%，小拇指的收缩力增加了35%。相比之下，在同一段时间内进行实际锻炼的被试，肌肉力量增强了约50%。而在想象与实际中都没有锻炼的被试则毫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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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心理意象确实有效，虽然效果不如实际训练那么大，但至少是显著的。而且，在与实际训练结合之后，它还能补充实际训练的不足，产生额外的进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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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都还完好，它们就会相互交流、相互改变。我们只要将身体的锻炼和精神的模拟相结合，就能将这个相互作用的效果发挥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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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片为什么有如此效应？因为在观看色情片时，人脑会在内心模拟性爱。观看者的身体做出了反应，就好像是他本人在性交一般。这虽然看起来和共情没有关系，但其实是有的。共情的镜像神经元理论认为，人之所以有共情，是因为在内心模拟他人的体验，无论那体验是痛苦还是快乐，乃至是极端的快乐。尽管听起来出人意料，但是在观看别人性交时镜像神经元系统会激活，这和神经科学对共情的看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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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精神病学家利奥·肯纳（Leo Kanner）第一次描述了自闭症的症状，并举自己治疗过的儿童为例。其中有一个四岁半的男孩名叫查尔斯。婴儿时期，查尔斯就常躺在摇篮里定定地望着天花板，从不像一个快乐的婴儿一样和大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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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镜理论认为，泛自闭症障碍的患者可能都有共情方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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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让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泛自闭症障碍的一种）患者观看色情图片，同时测量他们的心率和皮肤电反应（这是测量情绪唤起的经典方法）。看见这类图片，常人的典型反应是心跳加快，皮肤的导电性上升。可是心理学家发现，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却没有这些反应。和对照组相比，色情图片对他们神经系统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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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先生得的是虚无妄想综合征（Cotard delusion），又叫“行尸综合征”（walking dead syndrome） 。这种病的患者都认为自己死了，他们感到与世隔绝，周围的人都已经远去，就连最亲密的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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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妄想综合征可能和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一起出现，也可能由颞顶联合区的损伤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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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相关的疾病称为“替身综合征”（Capgras syndrome），得了这种病的患者，他们的脑会提出另外一个同样奇怪的解释：他们相信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替换成了外貌完全相同的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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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状态下，脑的无意识架构设计了一个方案，使我们能将自身心灵的产物和来自外界的信息分隔开来。正是对于这个分隔的认识使我们在与世界交流的同时保持独立。我们得以在自我和非我之间做出关键的区分，而这重区分正是我们的自我感和人格（personhood）建立的基础。有时候，只有正常功能发生了紊乱，我们才能理解脑的逻辑回路是多么强大、它的幕后工作是多么繁重、它又能被多么轻易操纵。那么，如果操纵它的不是回路的错误发放，而是某个蓄意策划的阴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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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状态的起源和本质是引起人出神或心理专注的习惯，这个状态仿佛冥想或者自发的出神，心灵的力量完全集中于某一个念头或某一串想法，一时之间，被催眠者对其他的念头、印象和想法都不再留意，即使留意了也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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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瞬间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我们。无论是地铁中来自某人的一瞥，电台里传出的一句歌词，还是你眼角瞥见的一张海报，任何到达我们感受器的事物，都有可能微妙地操纵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随之做出的决定，而整个过程我们都毫无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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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下刺激确实有一些效果，但效果没有大到能够彻底改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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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比阈下信息强大，因为它进入了意识，也触及了意识中的决策、思维和联想过程。不仅如此，当催眠师用他的图像和声音蒙蔽我们的自我监控和冲突辨别功能之时，他始终都逗留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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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讨论的是某些类型的广告对于脑部活动的影响，以及其中体现的催眠原理和程度，因为广告和催眠之间有着诸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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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亚普科（Michael Yapko）是研究催眠治疗作用的专家，他主张广告和催眠有许多共通之处，两者都鼓励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他指出，和催眠师一样，广告常常会呈现一个意象要我们接受。通过这个意象，广告暗示我们某某产品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他这样写道： 广告业者首先会创造对于一件产品的需求……他们的手法之一是使观众代入广告中的某个人物，这样你就会用这个人物展示的那件产品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了。然后他们再告诉你，选购了这件产品的你是如何聪明、阳刚或者温柔，以此强化你的购买习惯……广告这门生意，就是利用词语和图像来影响你的购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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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亚普科（Michael Yapko）是研究催眠治疗作用的专家，他主张广告和催眠有许多共通之处，两者都鼓励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他指出，和催眠师一样，广告常常会呈现一个意象要我们接受。通过这个意象，广告暗示我们某某产品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他这样写道： 广告业者首先会创造对于一件产品的需求……他们的手法之一是使观众代入广告中的某个人物，这样你就会用这个人物展示的那件产品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了。然后他们再告诉你，选购了这件产品的你是如何聪明、阳刚或者温柔，以此强化你的购买习惯……广告这门生意，就是利用词语和图像来影响你的购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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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原则：广告必须创造预期，使观众知道使用某件产品之后会有怎样的回报。吃了我们的薄荷口香糖，你就会得到一位身材高挑的金发女郎的吻。 和谐：广告必须营造温暖的氛围，在观众和产品之间建立正面的联系。角色平静地躺在沙滩上，喝着一瓶啤酒。 积极暗示：广告必须使用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措辞。吃了我们的低热量三明治你就会变瘦而不是你就不会变胖。 主导效应：广告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必须打动观众最主导的情绪。你感到抑郁吗？无聊吗？这款轿车能够解放你的心情。 连锁暗示：要让观众知道，为了某件必须要做的事，他们就必须做另一件事。你的孩子越多，就越是需要为他们的大学开销而储蓄；你越需要为他们的大学开销储蓄，就越是需要投资一个大学储蓄基金。 迷惑：广告一开始要让观众迷惑，直到显示产品的名称，他们才知道这广告到底在推销什么，心中的悬念也随之化解。广告中的男子似乎是想抢银行，但其实它只是在卖弄自己那张舒适的滑雪面罩。 可视化和/或类比：广告必须描述一个和产品有关的感官体验。多汁的汉堡带着辛辣的芥末味，犹如在你的口中举办了一场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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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在双盲的尝味测试中，被试喜欢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然而可口可乐的销量却几乎是百事的两倍，而且长久以来始终在百事之上。学者对这个现象开展了神经病学研究，他们让两组被试在双盲条件下品尝可口可乐和百事，其中一组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因为受伤或手术），另一组是健康的对照被试。在双盲测试中，两组都表现出了对于百事的偏好，这一点和在大众中观察到的结果是相同的。接着研究者又拿出了两杯可口可乐和百事，并在杯子上做了标记。两组被试再次品尝，这一次他们知道哪杯是可口可乐、哪杯是百事了。对照组的反应显示，他们的偏好从百事转移到了可口可乐。显然，看见品牌名称对他们自诩的偏好产生了显著影响，由此显示了百事悖论。然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被试却依然偏爱百事，而且人数和第一次双盲实验大致相同。看见品牌名称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偏好。研究者认为，正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fal cortex）的加工使得品牌名称对你的决策产生了影响。这就是百事悖论的神经基础。在一般消费者看来，无论百事的口感多好，它都及不上可口可乐这块招牌，除非是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受了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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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探究了脑中的意识和无意识两套系统，并了解了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意识系统造就了我们的人生经历，使我们体会到自己的感觉和情绪、反省自己的思维、权衡自己的决定。总之，意识系统创造了我们的自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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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也一次次见识到了无意识系统的卓越能力。它能够辨认模式，利用环境线索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它能填补空缺，调和我们的经验中相互脱节的元素，从而维持一个完整的个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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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记忆失调，它就会虚构记忆，用脑中储藏的知识取代相关的事件，来填补回忆中的漏洞。当一个人精神分裂，它还会编造详细的情节，用政府的阴谋或是超自然力量的入侵来掩盖自我认知的内在缺陷。它帮助我们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寻找理由，即使我们的行为是受了催眠、阈下信息或广告之类的外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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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什么要维持一个完整的故事？为什么要发明一个解释，用以调和混乱或者冲突的体验呢？我们将会看到，它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的自我感。 作为人类，我们有着理解周围世界的秩序与结构的需求，也需要理解自身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为了思考自身的需求和欲望，并且制定出目标和计划来满足它们，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个人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反思，并以此洞察自身。然而记忆的缺失、知觉或是思维的断档、自身体验的冲突及外界的破坏，这些都威胁着我们的个人故事，所以脑才要努力地保护它。无意识系统维持着自我的统一和连续，为了这个目标不遗余力。然而在有一种情况之下，脑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走向了反面，为了保存自我，它反倒拆散了自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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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身综合征（还有与它相对的虚无妄想综合征，就是患者认为自己已经死了）的患者感觉自己和世界脱离了关系。当替身综合征患者看见自己亲爱的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昔日的情感联系，于是他们的脑就编出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这种疏离。在这个意义上，替身综合征也是自我感消失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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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失认症的患者常会声称他们的手足是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一部生锈的机器”“一袋骨头”或者“我死去丈夫的手”。最常见的情况是声称这条手足属于别人，比如属于自己的医生或家里的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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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深入研究的裂脑综合征（split-brain syndrome）是其中最负恶名的一种。关于这种病可以去问薇姬，她在1979年6月接受了胼胝体切开术，手术之后的几个月里，她脑部的两个半球始终独立运作。比如在超级市场购物的时候，当她的一只手伸向货架，另一只手却像是另有主张似的。她说：“我伸出右手去取我想买的东西，左手马上就插进来和右手争夺，它们就像是磁铁相斥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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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脑中存在一个无意识系统，当它遇到相互矛盾的信息时，就会生出一个故事来调和它们。我们已经在这本书中反复见证了这种情形。它在躯体失认症和替身综合征的患者身上出现，它引起了科塔尔妄想和外星人绑架故事，它还造成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认为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或是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它是记忆虚构和错误记忆的原因。它也创造了我们梦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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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记得上一章的内容，你就应该知道催眠的原理是将对象的注意集中在一个特定的观念或意象上。在催眠师的引导下，催眠对象专注于一系列特定的思想，以至于忽略了其他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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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脑才会竭力为我们维持一个健全的个人故事。在我们醒着的每一瞬间，脑中的逻辑回路都在吸收我们积累的经验，仔细审查，从中培养并提炼出人的身份。即使在每天夜晚的睡梦之中，我们的无意识仍在坚持这个目标。有的神经科学家主张，梦的功能就是培养自我知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梦总是第一人称的原因。梦是一种演练，它模拟着我们亲身行动、亲自观察、身为主角的体验。梦也许真是我们培养自我感的重要手段，即使对天生失明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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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的故事在不断进展着，让我们也继续深入黑箱，集思广益，找到思想和行为的规律与神经科学原理的交会点。证据都在这儿，只看我们如何填补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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