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朴如花

那年九月，我参加工作。从老家出发，几天后，我连同我简单的行李一道被搁置在了鲜水河大峡谷深处那个陌生的地方。寒暑交替，日月升降。多年来，任凭大浪淘沙，时光依然带不走记忆里那片净土上纯朴如花的人们。

        沿着潺潺的鲜水河向下，峡谷越来越深，山愈渐陡峭，在河流大回湾的峡谷底，那片土地被称为“扎坝”(藏语意为制陶人生活的地方)。远远望去，那些用青灰色片石砌成的大多为五层的碉楼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山间，苍凉而古朴。

我工作的学校就在这些碉楼群组成的几个寨子中间。那时，我忘了最初离开家乡时的迷茫，始终想不出那个关于惆怅的名词。

    孩子们来上课了，看到新老师，胆大的都围拢来，看着他们亮亮的眼睛，甜甜的笑，我也充满温暖。从此，学校有了几帧明媚的风景——课堂上，孩子们吃力地学着汉语；课后，孩子们努力地教我说着扎坝藏语。

    那时，正是秋天。放学铃声一响起，孩子们就如撒欢的小羊，一个个跑回家去，留我一个人坐在学校的围墙上，看一片片金色的青稞地，如莫奈笔下的油画，在蓝得纤尘不染的天幕下显得更加悠远而辽阔。这一待，就是一下午。突然，我听到暮气沉沉中谁在锐声地喊人——“陈老师”……仔细一看，不远处站着一位白发幡然、脊梁弯曲的老妇人，手里轻轻摇动着转经筒，见我没答应，她又喊了好几声。我大概听懂了，她是请我到家里吃饭。拗不过老阿妈的热情，我跟着她去了她家。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扎坝的碉楼。从一楼的大门进去，沿着藏式独木梯往上，就到了二楼。这是一个空间很大的厨房，厨房的中间柱子上挂着柏枝、哈达，象征着“五谷丰登，万事如意”。厨房也是客厅，全家人正席地而坐，等着我来了一起开饭。老阿妈的家人见我进来，全都站起来，热情地把我迎到火塘边坐下，随即为我端上热腾腾的酥油包子和奶茶。我看着火塘里熊熊燃烧着的快乐的火焰，还看着火塘里好看的火星四散惊起，我那刻的温暖来自玛尼阿妈一家的热情。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办公桌上有时会多几个黄橙橙、红彤彤的苹果，有时会有一堆嫩绿的葱子、白菜、各种馅料的包子、一袋土豆，几瓶牛奶……我知道这些都是孩子们和寨子里的阿妈们放着的。

    一学期的日子呼啸而过，再回已是来年三月。

    三月底，高原依然会有灰蒙蒙的天空，让人感到莫名的沮丧。我望着山顶的积雪，想着仿佛逾越不了雪线而来的春天，就有一种落泪的冲动。也许是晨曦依然寒凉，也许是我身体里某些早已脆弱的细胞在呐喊，我病倒了，在四月初的夜晚。半夜，我从腰部右侧的剧痛中醒来，大滴的汗珠滚落，浑身因剧痛而痉挛抽搐，在奄奄一息中，我拼尽全力拉开床头电灯开关的拉线，蓦地，在疼痛间隙中闪过《十七岁不哭》里的人生素描——上课啦，放学啦，放假啦，毕业啦，后悔啦，老啦，死啦。才毕业，还没机会后悔，怎么能死？在死亡面前，一定会产生不甘和恐惧的，我想。

    正在这时，拉姆阿妈敲响了我的门。她说看到我的灯亮着，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得知我病得厉害，她二话不说，放下两个年幼的孙子，到乡政府给我喊人了(当时正值虫草季节初期，家里的青壮年都上山了)。天亮的时候，拉姆阿妈带着人赶回来了。当时是后半夜，她一个人拿着手电筒穿行在幽深的峡谷里，一路小跑来回20公里。阿妈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累瘫了，嘴里还一个劲地喃喃着：“能救命就好，能救活就好。”

    我被送到了县医院。病愈出院回到学校时，只见碉楼四周漫山遍野的野毛桃，花开正盛，一团团，一簇簇，粉白粉白的，如细小的蛱蝶，未曾浸染风尘里的薄凉。当我走进教室，讲桌上赫然放着一个塑料的饮料瓶，里面插满了一束束野毛桃花。孩子们说，他们在电视里看到，要送病人鲜花的。

    野毛桃花，真的开了。原来，梦里的春天，终究会回落枝上，就像扎坝的人们，用纯朴和善良灌溉着异乡人心底干涸的河床。如今，那些如花的纯朴还会嵌入我的梦里，朵朵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