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虎年的“六一”,我们几位女同学又相聚了。当幼师的娄莉带了一打红领巾,每个人系上红领巾聚餐,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小学生活。
四十年前的小学生活,许多人和事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于我来说,有两件事我一直不能忘记。

上小学时,我们生产队有十多个人在一个班,我上学比较早的,有比我大一岁,大两岁还有大三岁的邻居小伙伴,和我在一个班上学。
那时候每天早上上学有大把的时间,早上互相等着一道,十多人一道浩浩荡荡的上学。
学校离我们家很近,绕着池塘和菜地,五分钟的时间。
当年,大家书包里只有语文、数学两本书。没有课外辅导课,没有兴趣班,每天上学轻松的不能再轻松。
那时,家家孩子少则三、四个。多则五、六个孩子,70年代出生的农村人,能勉强吃饱肚子,但没有零食、电子玩具陪伴的童年是清贫的。但我们也会自寻乐趣,自做玩具。
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门口来了一位老奶奶,拎着一篮子西红柿,我们平时没有零花钱的,只有过年时,父母象征性发几分或一角压岁钱。过完年又收回。
一些同学围着老奶奶的西红柿,垂涎欲滴。大多数的同学都没有尝过西红柿是什么滋味。
老奶奶每天拎一篮子西红柿,能买的学生很少,最后说鸡蛋也能换几个西红柿。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一个鸡蛋能换几个西红柿。
生产队的青姐,她从家里偷了几个鸡蛋换了半书包西红柿。放学的路上,每个同学发一个西红柿,如果不在路上销“赃”,回家被父母发现是要倒霉的。
我接过西红柿,心里乐开了花。没有洗,把西红柿在衣服上擦擦。然后,咬一口,满嘴酸汁。西红柿外面是红的,里面还是青瓤。
青姐是我同姓的堂姐,他父亲给大队跑外交,母亲长年在生产队做工。祖母瘫痪在床上,祖父每日看牛。
她家母鸡在鸡窝里下蛋没有人管理,想吃西红柿,从鸡窝里拿几个鸡蛋换西红柿,在当时,她的家庭条件算好的。这也还要瞒着她母亲。
大家都住在一起,哪有不透风的墙。第二天青姐的母亲知道了,青姐偷家中鸡蛋买西红柿,而且把西红柿分给同学们吃,青姐的母亲对她的惩罚,好多天晚上不允许她吃饭。
婶婶每天去生产队做工,早饭和中饭,不一定跟全家人在一起吃,唯有晚饭全家人在一起吃饭。
那时,一家之主的母亲,说话是圣旨,没人敢违抗。每到吃晚饭时,青姐就在外面游荡,到别的同学家,吃了她西红柿的同学,偷偷从家里端一碗米饭给青姐吃。
轮到找我要饭时,我家祖母的习惯,平时不允许我们吃饭串门,即便夏天也只能在门口吃饭。
我根本做不了,从家中端碗饭给青姐吃。我又不敢跟家人讲,我嘴馋,我不该吃了青姐用鸡蛋换的西红柿。
孩子的世界也有交易,我们几次沟通,青姐确定我没办法给她一碗米饭,她哭着说她晚上不吃饭,夜里饿得睡不着。
我也在想办法还她一个西红柿,我家鸡蛋,母鸡在鸡窝里下完蛋,母鸡咯咯叫时,祖母就从鸡窝里捡走热乎乎的鸡蛋,放入柜子里锁起来。
我想起来了,我偷不到鸡蛋,那我就偷咸鸭蛋了。我和祖母睡一张床,床边桌柜下面有一个瓦罐腌的咸鸭蛋。
干脆偷一个咸鸭蛋,在学校门口换一个西红柿赔青姐吧。省得她天天找我要饭吃。
有一天,我看祖母在厨房烧饭,我来到房间,翻柜子下面的瓦罐。刚把咸鸭蛋拿在手中,不知什么时候,祖母来到房间,我被祖母捸个正着。
我的小心思被祖母发现后,不知是吓傻了,还是耍赖皮,先哭起来了。好像自己受了天大委屈。
祖母问我怎么回事,我一边哭一边说我吃了青姐一个西红柿,我没找她要,是她送给我的。
她妈妈这几天不让她吃晚饭。她要我赔她一碗米饭,我没有赔她的大米饭,我想偷个咸鸭蛋买个西红柿还给他。
祖母问我,“下次还吃不吃人家的东西?”
“坚决不吃了。”
第二天,青姐也没找我要米饭,她可以回家吃晚饭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祖母跟婶婶说了,让青姐回家吃饭。
当年我不懂,不论成年人的世界,还是孩子的世界,白白吃人家的食品,终久要偿还的。即便不偿还,也欠着这份人情。
现在的小孩迷恋电子产品,我们小时候没钱买玩具,可以是一个小小沙包,几个同学疯玩半天,一根橡皮筋,玩的满头大汗。几块小石头,在手中灵活巧妙地抓来抓去,趣味无穷。
有一次,我和同学们丢沙包,不记得谁做的沙包,里面没放米或稻子,而是装了小石子。
那天下午上学去的早,我们几个同学丢沙包,我把装有石子的沙包砸到一位同学的额头上,顿时,这位同学额头破皮,鲜血流出来了。
同学们也吓坏了,还好有主见的同学跑到办公室找老师。当年,表姑是我的班主任,她立即用手按着同学砸破皮的额头,出校门,到大队卫生所包扎。
那时,家家孩子多,摔破皮,也不斤斤计较,大家习以为常,同学额头伤疤还全好,又和我们在一起疯狂。
《庄子》的内篇《养生主》中举例,一种泽雉,也就是野鸡。走上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物,走上百步才能喝到一口水,虽然这很艰难,但它依然不感到苦,反而体会到自己找食吃,这份自由和这份快乐。
我们七零后的童年生活,虽然物质匮乏,面对大自然,玩得尽兴,幸福感满满,日子过得简单,容易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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