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之一：贵信贱诈
孟子将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驱夷狄猛兽并称人类文明史上三大不朽功业，是因为《春秋经》评价梳理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是非、正邪、王霸、华夷之别，确立了一套王道主义的政治价值体系。
“贵信而贱诈”就是其中一大价值标准，即春秋大义。信是诚信，诈是欺诈，轻则不老实，重则坑蒙拐骗，自欺欺人。董仲舒说：
“《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仁贤，何贤之有？譬犹珷玞比于美玉也。”（《春秋繁露》）
《春秋》之义，是尊崇诚信而轻蔑欺诈，欺诈别人而获得胜利的，即使有功，君子也不会去做。所以在孔子门下，小孩子也不屑于谈论五霸，因为他们是以欺诈手段获得成功的，苟且有所作为罢了，因此不值得在孔子门下谈论。五霸比起其它诸侯有德，但比起仁者之德，就无德可言了，就像似玉之石与美玉相比一样。
诈就是不诚信，不老实。虽然比起其它诸侯，五霸算诚实的，但这不是仁者的诚实，不是真正的诚实，所以《春秋》贱之，儒家贱之。贵信而贱诈，也可以说成贵王而贱霸。五霸尚贱，遑论暴政。
注意，贱霸是相对王道而言。在没有王道的时候，霸道也有值得肯定的对方。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也赞扬齐桓公。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这里的正而不谲，也是相对晋文公而言，如果相比王道，齐桓公亦不正义不诚信。朱熹注：“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四书集注》）
霸道，介乎王道和暴政之间，是王道仁政变成极权暴政的转换处。司马迁说：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史记·平准书》）
尧舜时代，“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政治道德最高；汤武“稍陵迟衰微”，略微下降而已，但仍然很高，仍然是贵仁义而贱诈力的。齐桓公、李克开始变质，到了战国，变为“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诈力挂帅，轻蔑仁义，富有第一，推让置后。于是暴秦的成功就是势所必然，势不可挡了。周朝的灭亡和暴秦的成功，五霸是一个转捩点。
在政治生活中，“贵信”有两种表现：太上不盟，其次不逾盟。盟约一旦签订，就严格遵守。最高的诚信，言出如山，连盟约都不需要。
不仅贵信贱诈而已。贵仁而贱不仁，贵义而贱不义，贵礼而贱无礼，贵智而贱愚，
贵正而贱邪，贵华而贱夷，贵善而贱恶，贵文明而贱野蛮等等，都是春秋大义，也都是儒家道德原则和标准。
这些原则和标准在，一切诈力分子乱臣贼子就无所遁形了。故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要摆脱恐惧，若不能拨乱反正、回归正道，就只能反掉《春秋》反掉儒家，焚书坑儒。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假仁假义假装尊儒，蒙混过关。可圣经大义煌煌，明镜高悬，要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假仁假义，唯霸道可以，因为霸道有一定的道德底线，真能尊王攘夷。而乱臣贼子毫无底线，比夷狄更坏，完全无法蒙混。
妖魔鬼怪终归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真心诚意改邪归正，要么疯狂到底砸碎照妖镜。前者固不容易，后者更不可能。暴秦、长毛和红毛都曾倾全国或半国之力狠砸过，又如何呢。儒家劫后归来，明镜依旧在上，妖魔鬼怪依然是无处遁形。
2018-8-4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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