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为宅居在家所读的第二本人物传记，第一本为张宏杰的《曾国藩传》，因为曾国藩家书久负盛名，连带着想读《曾国藩传》久矣，此次放假终于翻出来读。
读曾传自然也想了解李，李作为曾的门生幕僚，也是当时一大人物，两者有诸多交集之处——官场同事、创立湘军（淮军）平太平天国、天津教案，不同作者所写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则看人物更为立体。
张宏杰的曾传文字浩荡细致，书写了曾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曾科举之路开始写起，到其立志为圣再至为官进阶、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文字优美，融评论于记叙中，作者张宏杰以一个现代研究者身份写下此书，对曾充满敬佩之情，其所写给读者呈现一个丰富的曾国藩，读者能从曾的成圣之路中得到启迪与思考。
而梁启超写的李传则汪洋恣肆（本人所看为雾满拦江的译版）从李所处历史位置、中国形势、李在军事、洋务、外交等方面所做之事来叙述其成就与不足，将之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有更大的视野观，又将其与古今中西相应人物作比较，在对比中看待人物，给人新观感。作者梁启超是一代大家，同时与李同处一时代，在身份上与李是政治公敌，私交一般，但是用飞扬的文笔，以一颗公平之心，为李作传争取画出李的本来面目，对我们认识教科书之外的李，刻板印象之外的李有极大裨益，也让我们对当时的时局有更深的认识。
李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在学近代史之时对其印象至深的一点是，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许多近代史上著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直让人想骂其“卖国贼”，而也从教科书所写知道其领导了洋务运动，想要师夷长技以自强，在国家腐败深入根底之时有救国思想，也是当时的先进人物。
历史书不会给谁特别的照顾，详细书写其参与事件的始末，对人物有全面的叙述，于是对他的刻板印象也就容易固定化下来，而读完梁所写的《李鸿章传》，其叹息李氏为“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觉此评价倒更恰如其分，梁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叹其不能有更大的远见，扭转当时局势，这是此传的基本情感，以上为我对此梁此感之认识。
诚可敬其才矣
李无疑是有才的，他能创办淮军、能协同作战消灭太天军、平定捻军，能代表朝廷一次次处理外交事务，还能引领洋务运动，一生成就非凡又常能在大事面前不崩于色，即使是年迈病重仍然为国事奔忙，极令人心生敬仰。
自然，他镇压太平军被认为是打压“先进”，读教科书之时我亦认为如此，，但读更多历史资料，却知太平天国起义并不能算是为了推算腐朽统治创立全新未来的起义，不过是与千千万万的曾经的起义相同，只是旗号打着不同罢了，以太平军起义的始终而观，若其成功，只怕历史将是更为可怕的书写。
故我亦同意梁之观点，李之才确实可敬。
**真乃悲其遇乎**
对“悲其遇”我不尽赞同，李被天下人所不齿的卖国行径，不过是因为其作为代表与他国签字，他只是一个符号，民众对家国何其弱，自己何其无力，现状终究未可更改，大家需要发泄心中的不满、悲痛、茫然、无奈等情绪，将其作为一个物件，期待通过毁其名声来达到心理的平衡罢了。
而若真将世人放在他的位置，特别是批评之人，那么那人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得上李鸿章？若真有如此出类拔萃之人，也就不会派李作为代表去签字了。
终究国强才有外交，才有底气，代表人不过是国之缩影罢了，所以“卖国贼”也不太算不得数。
梁公在李鸿章在外交上的隐忍、迁就感到悲哀确实有一定的理由，国政不强，外交无法维持，而李自必一个头两个大，畏缩求全吃力不讨好，名声尽受毁，青史多骂名，而对以往读书人来说，是为极之大辱，其外交真可谓失败，而其所领之洋务自强运动亦全化为泡影，也是一大失败。
洋务者，外交者，均是名灭身毁之举，但又深觉李一心为朝廷，在与日谈判之时亦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他的所作所为，是失败，但是他有所作，他有所试。
从古至今，一心报国，壮志未酬者多矣，李虽亦如此，但其所作所行尚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虽际遇听之令人悲，能在三千年变局赢得一地位，已为非常之人，上天使其有此遇，却亦予其非凡之才，也不必全替其悲。
**不苛求其识也**
梁常怅恨李“不学无术”他写到李认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因此他冀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这种一厢情愿的“自强”行为，虽然李进行得极认真，但是中日甲午战败却将他所有的心血都付诸东流，名望亦尽毁。
可以说李鸿章确实有他的局限性，在视野上的局限性、在做法上的不足、在用人上的错误，梁启超认为其见识虽有，但是却不能看透西方国家富强是因为制度，是为国民，认为李不知国务，不知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他的洋务运动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但把历史拉长来看，放在那个封建集权最为顶峰的时代，李出身科举所读为儒学虽有文才，也经历过平乱历练，但是终究格局所限，他能不断在经历中去学习去思考想要图强已为难能可贵，若真要求他去变动根本的制度，他没有那样深邃的眼光，能洞彻根底。而他作为一代汉臣，虽然被朝廷倚仗，但是因为其手握兵权又非满族终究整日被猜忌，当是大清不得已用之的一枚棋。
所谓“理解人类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无论我们如何焦急想将重任寄托在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身上，我们也只能叹息着李毕竟还是受着出身、受着见识、受着经历的制约，他不是那个能开山劈地之人，不是那个改天换地之人。
梁虽则关心国家政事也期待借助革新来改天换地，他痛惜于李的莫过于此点，认为李“不学无术”未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我倒觉得这是梁的太高期待与苛刻，也是他的太过一厢情愿。
时势造英雄已为难，当此之时势所造的英雄载入史册的又有多少呢？而他自己也认为李所处的时代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是从来未能遇到的情况，中国封建社会又值权力顶峰而腐败根深，谈何容易。大清偏安于世界一隅，封建特权下国民自我优越感极强地生存了那么多年，根深蒂固之见谈何容易消解，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封建余毒还未消解得完，不大破难大立，但开天辟地之事又岂是一时半刻可成，不经历轰轰烈烈的流血都无法推进。
梁启超自己亦认为“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理想习俗义得所困而不能自拔”，我们实不当对李太过求全责备。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此传对于近代史的梳理倒未清楚明白，但梁对李所处历史之分析高屋建瓴、要言不烦，可见其文才；而对李笔端含情，借资料使人物真实性强，借对比突显人物个性，但对其经历未细致精巧，也感遗憾。若对教科书以外之李鸿章想有一份更多的了解，此书倒可作为窗口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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