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后，藏经洞文物被陆续带到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其中的绘画品也被分散藏在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这些藏品一经发现就有研究者注意到其艺术价值。最初的研究大多是介绍这些艺术品的价值，并没有对藏品本身进行分类和详细的探究。1903年，中国学者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最早记载了部分私人收藏的敦煌绘画品，并未获知敦煌绘画品的全貌。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中著录了“佛经及画像”“布画像”“画像范纸”等条，是对藏经洞绘画品内容的首次著录。郑振铎在192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敦煌绘画品的图像汇编，选取了其中的60幅作品，但认为“（藏经洞绘画品）惟题材重复过甚，如果多量收采，不免有单调之感”，对藏经洞绘画品的价值估量不高。
1931年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一文被认为是“中国学者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较为全面的专论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45年，傅振伦在1935年于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展出的斯坦因所获敦煌绘画品的基础上，撰写《敦煌艺术略论》一文，对英藏、法藏敦煌绘画品进行介绍，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敦煌学的意义。郑振铎所编《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其中《西域画》共分上、中、下三册，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敦煌绘画的画册，不仅收录了英藏、法藏敦煌绘画品，还收录了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及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所获新疆等地的绘画品。
藏经洞绘画品的研究方面，除了早期的叶昌炽、裴景福、王国维、蒋斧等人对私人收藏《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像》等单幅绘画品进行定名和年代研究外，从艺术学角度讨论敦煌绘画品的著作始于1925年刘开渠撰写的《敦煌石室壁画》一文，他首次以艺术家的学识与敏感对敦煌壁画从艺术学角度进行分析：“颜色鲜明，绝无俗气；用笔活泼而有力；人物表情尤到深处，在我所见之人物画中，从未有如此深刻而有意味者。”他还对这些画的内容、时代、艺术风格和当时的作用等做了初步的分析。
英国学者对绘画品的研究除了斯坦因本人外，在1909-1945年间，主要有拉斐尔·彼得鲁奇（Raphael Petrucci,1872-1917），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1869-1943），和魏礼（Arthur Waley）等。彼得鲁奇是斯坦因专门邀请来帮助他整理和研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绘画品的西方学者，他仔细研究了绘画和题记，发表了《斯坦因探险队所发现之敦煌佛教壁画》《在千佛洞石室中所发现的绘画》《敦煌千佛洞绘画曼荼罗》等论文，详细讨论了敦煌藏经洞绘画品的发现和研究过程、绘画的时间和环境、画的结构、材料和工艺等，并对佛传故事幢幡、佛和菩萨像、天王与金刚、净土画、版画等不同类型的绘画进行了分类研究。他还根据有题记年代的绘画品，将藏经洞佛画分为阿弥陀佛曼荼罗、弥勒佛曼荼罗、药师佛曼荼罗、释迦牟尼曼荼罗、观音菩萨曼荼罗、地藏菩萨曼荼罗等，对曼荼罗的年代和起源、性质、特点等进行探讨，以上都是最早对敦煌绘画品进行分类研究的成果。
魏礼（Waley）最早对斯坦因敦煌藏经洞绘画品进行整理和编目。他于1931年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一书，首次对斯坦因绘画品进行全面整理。在此之前，斯坦因的第二次中亚考古报告《塞林底亚》第2卷第25章中附有斯坦因的助手罗里梅尔（Florence
Mary Glen Lorimer）所编写的斯坦因藏品目录，但这个目录的编号与魏礼的目录不同，收录的内容也不及魏礼。在此目录的基础上，魏礼还首次尝试对英藏敦煌藏经洞部分绢画进行定名研究，如，1925年，魏礼在《亚洲艺术》杂志上发表了《基督还是菩萨》一文，对编号为S.48的绢画进行了研究，不同于斯坦因所持的地藏菩萨的观点，魏礼认为这是一幅基督画像。继魏礼之后，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担任英国博物馆亚洲部书画藏品部负责人，韦陀在魏礼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敦煌藏经洞艺术品进行整理和研究，于20世纪80-90年代完成了《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斯坦因收集品图录，并对图录所收绘画品进行了基本的定年和定名。这本图录是截止目前对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敦煌绘画品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图录。
日本学者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就开始对敦煌绘画进行研究，泷精一与狩野直喜先后赴欧洲调查敦煌和中亚出土文物，并就调查情况曾发表了系列文章介绍敦煌藏经洞绘画。在此基础上，泷精一的学生松本荣一作《敦煌画の研究》一书，首次对敦煌绘画进行图像学研究，在敦煌绘画的分类和研究方法方面的讨论也具有开创性，可谓20世纪初敦煌佛教美术研究领域的金字塔。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藏经洞绘画品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由之前笼统的介绍性研究转向对绘画品的分类、定名以及对单个图像内容和年代的研究。国内学者陆续到英国实地考察和整理这批艺术品，现场抄录了一部分绘画题记，并在国内期刊发表，主要有马德教授《敦煌绢画题记辑录》、张德明博士《伯希和集品敦煌遗画目录》、《奥登堡集品敦煌遗画目录》等都是对英藏敦煌绢画所做的目录整理工作，但是并不完全。
截止目前，对于藏经洞绘画品的制作工艺与功用等方面讨论最多的仍属斯坦因本人的论述。2018年10月-2019年4月，本人有幸在英国博物馆整理并观看了一部分绘画品，同时查阅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发现一种绘有供养人像的绘画品基本上遵循了相似的构图，初步统计仅英国和法国这类供养像的数量超过47件，若再加上散藏美国的5件敦煌绢画、日本白鹤美术馆所藏敦煌绢画中的其中1幅[，则截至目前，出自敦煌藏经洞的此类绢画的数量超过50件。对这部分绘画品的分析有助于了解绢画在晚唐敦煌地区的制作和流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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