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教大势已去，激进派大获全胜
（Protestantism Is Over and the Radicals Won）
2017年9月1日
作者：迈克·霍顿（Michael S. Horton）
原文链接：https://www.whitehorseinn.org/article/protestantism-is-over-and-the-radicals-won/
翻译：李约拿单 首发时间：2019年12月20日
迈克·霍顿：更正教大势已去，激进派大获全胜［译文首发 2019-12-20］
“我想尝试发布一个奇谈怪论：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激进派的天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更正教对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大部分宣传都是喋喋不休的废话。2016年10月31日，在瑞典隆德的一次联合崇拜中，教宗弗朗西斯和世界路德宗联盟主席握手言欢。时任主流路德宗团体的总干事马丁·荣格牧师在联合崇拜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通过路德宗人士和天主教人士共同迈向和解的工作，我们正在一个被冲突和暴力撕裂的世界中重建公义、和平与和谐。我对此深信不疑。” 在肯定了路德的积极贡献之后，教宗谈到了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对于医治和修复一个被暴力割裂的世界是多么重要。他又说：“不过，我们无意要去纠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重新讲述那段历史。”
也许话说得最不在点的，是同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普世教会会议的主席、来自瑞士的女牧师克里斯蒂娜的言论：“宗教改革意味着勇敢无畏地移风易俗、辞旧迎新。” 额，原来宗教改革是这么回事：一群普通的平信徒和主教们让人把自己绑在火刑柱上给烧了，同时西方教会陷入大分裂，原因是人们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旧事物，想寻找打破传统的信仰和新的生活方式——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
华尔街日报刊载了一份皮尤民意调查，说53%的美国新教徒（更正教基督徒）不能确定马丁路德是发起宗教改革的第一人。奇怪的是：犹太人、无神论者和摩门教徒对路德反倒更加熟悉。实际上，“只有不到十分之三的白人福音派信徒可以正确地认同说：新教（更正教）所信奉的教义是唯独因信称义。”
今天许多宣称继承了宗教改革遗产的人，其实更像是激进的重洗派的后裔。实际上，我想尝试发布一个奇谈怪论：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激进派的天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起初，这事儿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毕竟，重洗派是那个时代被逼迫得最厉害的群体——不仅被教皇派逼迫，也被路德派和改革宗影响所及的地方官府所逼迫。
进一步来说，今天的重洗派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通常都回避和外界人士掺合在一起，更不会像当年到处煽风点火的造反派人物，比如托马斯·闵采尔——此人领导暴乱，试图要建立末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国度，在其中他和跟随者们要做救世主一样的统治者。
我这里谈论的不是宾夕法尼亚州乡村地区的阿米什人社区（Amish communities）。实际上，我头脑中关注的不是某些特定的支流或分支，比如持守阿米念立场的浸信会团体，等等。我主要想到的是激进的重洗派人士，特别是早期的那些人。他们更像是中世纪晚期暗流汹涌的神秘主义的大爆发，而不是宗教改革衍生的一个支流。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革命性的、专注于“内在之光”的、准诺斯底主义的宗教。此宗教最终影响了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大小分支。这一类的敬虔主义，就是改教家们常常提到的狂热主义。然而它却像一团迷雾一样渗透到我们所有的传统当中。
需要强调的是：早期的重洗派人士和众所周知的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脆弱和不稳定的。重洗派的主要领袖之前都作过路德和慈运理的学生，但他们的神学路线却是被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的激进形态所设定的，特别是受到迈斯特·艾克哈特以及德国神学的影响（Meister Eckhart艾克哈特，1260-1327，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及神秘主义者，译注）。这一带有泛神论倾向的神学体系，看上去更像古老的诺斯底主义，而不太像主流的基督教教导（无论是罗马天主教或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教导）。
早期重洗派人士，还受到一位12世纪的奥秘派先知——费奥尼的约雅斤（Joachim of Fiore）的影响。在他的启示录注释中，约雅斤将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圣父时代，与律法和已婚者品位有关；然后过渡到圣子时代，这一阶段的标志是福音和神职人员的品位（圣品阶级）。但约雅斤宣称：有一天，圣灵时代将会在历史中来临。到那时，新约将会被废弃，正如旧约被废弃一样。圣灵时代将会是修士品位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能够即刻地、本能地、直接地认识上帝。再也不需要讲道者，甚至圣经、信条、以及分裂宗教的各种教义体系，还有圣礼，都不再需要了。实际上，外在的、可见的教会本身将不复存在，因为整个人类将成为一个“神的家”。约雅斤的理论在中世纪时代孕育了一种对将来的企盼，即在革命性巨变的苦难期之后将会迎来乌托邦。而早期的重洗派人士明确宣告说：他们正在实现约雅斤的异象。
早期重洗派对称义的教义也不感兴趣。他们并不关心是否唯独因信称义（sola fide），或者一个陌生的、外来的义如何归算给罪人；而是干脆飞身一跃跳过这些问题，专注追求如何在实质上与上帝合而为一。实际上，按照重洗派历史学家的说法，有关和罗马天主教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议统统被搁置一旁，因为救恩的全部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极端严格的修行来达至与上帝的联合。他们对唯独圣经的教义（sola scriptura）也几乎不感冒，因为他们比教皇更加确信：当代的先知是满有灵感的媒介，能够替神向人传达新鲜的启示。所以，很有讽刺意味的是：重洗派是比激进的新教徒更激进的教皇派。这个奇怪的说法最早是由加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539年写给红衣主教萨多莱托的那封著名的书信里说道：“与我们敌对的有两派：教皇和重洗派。”加尔文承认，把教皇派和重洗派放在一起，乍一看似乎说不通，因为二者是对立的两个极端。然而，他们在一件事上却是同心合意的：“因为两派都埋葬了神的话语，为了给他们的错谬教导营造空间。”他们都宣称启示的当代载体比圣经正典中先知和使徒的明确教导具有更高的权威。
作为改教家而不是革命家，路德和加尔文相信，教会虽然严重地误入歧途，但仍然可以归回正路。他们当然相信神迹和启示依然存在，但不认为今天仍然有先知和使徒能够提供由神亲自默示的权威启示。他们当然相信律法的重要性，但他们也确信教皇和重洗派基本上已经把福音变成了一条新的律法。改教者们坚持认为：基督既是世上国度的主，也是教会的主。但早期重洗派像教皇一样，想把世上的国度收编并入到教会中，如此就只有一个上帝的国，正如旧约的神权政体。
改教家们将这样的观念称作“狂热主义”（Enthusiasm）。意思就是“上帝内化主义”（God-within-ism）。 人心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喜欢混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本质区别；这是一种从古至今萦绕不去、屡试不爽的诱惑。改教家们对此哀叹不已。马丁路德在他的施马加登信条中（Smalcald Articles，SA III. 4–15）宣称：亚当是第一个狂热分子。他的意思是，那种不愿关注外在的圣经和讲道、而只想极力把我们自己的内心私语等同于神的话语的渴望，其实就是原罪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狂热分子。闵采尔和其他激进派宣称（并且今天仍在宣称）：圣灵直接对他们说话，其分量和权威不仅高于圣灵在圣经里的启示，而且有时还与后者相冲突。这种个人独有的、隐秘的、内在原生的“话语”，和记载于圣经上的“仅仅是捕风捉影的外在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改教家们犀利地指出：这不正是教皇干的事儿吗？狂热主义的做法是由内及外（把人的内在经历、理性、和自由意志向外表达出来），而上帝的做法是由外及内（通过圣言和圣礼）。路德断言：“因此我们应该且必须坚持这一点：除了通过成文的圣言和圣礼，上帝并不希望通过其他的途径和我们打交道。无论是什么，若脱离了圣言和圣礼而被人高举尊崇为圣灵，那必定是魔鬼本身无疑。” (SA III. 8.10–11)
在重洗派看来，将物质和灵魂对立的柏拉图主义二元论，正好可以套用在新约圣经里面肉体和圣灵的对比上（“matter and spirit” vs. “the flesh and the Spirit”）。任何外在的、有序的、平凡的、有组织的和正式的东西都是“人造的”或出于人意的，与之相对立的是内驻之（圣）灵的内在的、自发的、非凡的、非正式的和个人性的见证。
因此，当伊曼纽尔·康德说，我们能够真正信任的启示是在我们之内（即理性和“内在的道德律”），他遵循的不是路德的思想，而是狂热主义的那“灵”。当康德一方面极力赞美“真宗教”（即我们对于遵守自己内心深知的普遍性道德律的责任），另一方面却贬低“教会传承的信仰体系”（包含特定的信经，神迹性的宣告，教义教理，崇拜仪式），他实际上走的是诺斯底主义和激进的中世纪教派（由此产生了早期的重洗派）的路线。在我们所有人里面盘踞的那个狂热主义幽灵，不想听到由外在圣礼确认的外在话语（圣经和讲道），也不想顺服于一间可见的有形教会的外在约束和惩戒。我们总是想独立自主，坐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善工、理性、和主观经历的小小宝座上，醉心于不断扩展煎饼王国的地盘。 除非上帝征服人心的恩典临到我们，否则我们绝不愿意让上帝藉着祂的律法和福音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种“内在—外在”的对立同样主导着新教的自由派。重要的是住在我心里的耶稣，不是那位在历史中的、外在的、救赎性的耶稣——后者通过圣经、讲道、洗礼和圣餐为人所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和自由派在某些特定的信仰观念上存在重大分歧，持保守立场的新教徒中间有更多的人在想法和活法上和自由派如出一辙。自由主义神学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唱的论调，同样出现在开启五旬节运动（20世纪初的第一波灵恩运动）的宣言中：“我们。。。寻求充满活力和实践意义的基督教，来取代僵死的宗教形式和教义信条。。。”
然而，长久以来，这种对立在非灵恩（非五旬宗）的福音派圈子里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浸信会神学家斯坦利·格林兹（Stanley Grenz）提倡要挖掘和恢复改教运动的敬虔主义根源，并试图淡化宗教改革及后宗教改革的重点。他说：“最近这些年，我们开始将关注的重心从聚焦于命题式真理的教义转移到另一个重新令人感兴趣的领域，即试图发掘那些构成了独特的福音派灵性主义异象的要素。” 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重塑福音派神学》中，有其他类似的对比：“本于信条的”对应“敬虔”，“宗教仪式”对应“行耶稣所要行的”；信仰生活的优先次序上，“我们每天如何走灵程”要优先于“主日上午教会礼拜的出席率”，个人性的、内在的委身要优先于教会共同体的身份。 “一个人来到教会不是为了接受救恩的，而是为了领受日常生活的行军指令。”格林兹还说道：“我们施行洗礼和主餐，但是以谨慎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圣礼的意义。这些圣礼被长久设立的价值所在，与其说是上帝的恩典惠临受礼者的渠道，毋宁说是因为它们在提醒受礼者和教会共同体：他们已经内在地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遵行圣礼是人“顺服的回应”的一部分。
鉴于狂热主义的过往历史，社会学家韦德·克拉克·鲁夫（Wade Clark Roof）的发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关注‘灵’和‘制度’之间的区别，对于今日的灵性追求者而言，具有首当其中的重要性。灵是宗教内在的、经历性的层面，制度是宗教外在的、建制化的形式。” 他又说：“直接的经历总是让人觉得更靠谱，因为具有‘内向性’和‘内化性’（‘inwardness’ and ‘withinness’）——这两种要素在一个高度自我表现的、自恋的文化中备受青睐。” 讽刺的是：现代世俗主义不太像无神论的产物，反倒更像是一种被持续剥离了其明显宗教色彩的、盲信的“狂热主义”的产物。当人们宣称自己是“灵性的，但不是信教的”，他们头脑中秉持的信念不过是一种索然无味的神秘主义。
正如费奥尼的约雅斤所预言的那样，圣灵的世代——等同于上帝的国度——现在已经来到，使可见的教会及其事工成为了明日黄花。社会福音之父沃尔特•劳兴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宣称：“耶稣总是在谈论上帝的国。根据圣经的记载，他的言论中只有两处地方提到了‘教会’这个词，而且这两段话的真实性仍有待商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耶稣压根就没想过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就是后来一直宣称要为他代言行事的教会。” 劳兴布施争辩说：由于将上帝国度的治理划归在教会的权柄之下，教会一直向内专注于教义、崇拜、讲道和圣礼，而忽略了对伦理道德的关注，因此导致了中世纪教会的腐化，以及更正教（新教）在改革社会结构的诸般努力上的失败。
天主教神学家马修·利弗林（Matthew Levering）提到了宗教学者黛安娜·艾克（Diana Eck）的例子。在后者的观念中，“基督身体”的形象不应当是等级式的，而应当是“家庭式”的（household）。艾克宣称：“世界大家庭的根基应当是多元主义。”又说，“这个充满神圣祝福的国度比教会的范畴要宽广得多。这是上帝的国度，不仅限于基督教的教会。”利弗林正确地评价道：
“艾克的世界共同体愿景所建立的基础，是承认我们共有的人性。但这一愿景却忽视了人类需要得到赦免和怜悯；而后两者需要永活的上帝采取历史性的行动来克服我们的破碎和对他人的伤害。我们需要慈悲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和圣灵的临在中来医治我们彼此疏离隔绝的状态，并通过施予爱的恩赐来更新我们，为我们建立充满爱心和公义的关系。”
进一步说，对艾克而言，死亡是终点；因此我们唯一的盼望只在今生。所有神圣的事物，包括灵和国度，都被限制在内蕴性的框架之内——换言之，一切都被世俗化了。（内蕴性immanence，指神在这个世界之内的存在和作为；与此相对的，就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指神超越于这个世界之外或之上的存在和作为。译注）
但类似艾克的这种狂热主义精神，在罗马天主教的圈子里同样可以找到。利弗林也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上帝的国（普世的、内向的）被视为与教会（特别的、由外在的圣言所创建）针锋相对。在《我们还需要教会吗？》这本书中，作者理查德·麦克布赖恩神父（Fr. Richard P. McBrien）写道：“教会不再被视作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不是所有人都被呼召成为教会成员；而且教会成员的身份既不是此生得救的记号，也不是将来得救的保证。救恩来自于对上帝国度的参与，而不是来自于对基督教会的归属。”他又说，“所有人都被呼召进入上帝的国，因为所有人都被呼召来活出福音（live the gospel）。但活出福音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成为可见的、有组织的基督教团体的注册会友。” 席汉（Sheehan）的著作《第一次降临：上帝的国如何变成了基督教？》（兰登书屋，1986）是今日罗马天主教圈子里将神国和教会彼此对立的另一个例证。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提供对以上观念的详细描述。总之，笔者的论点是：当代我们所处的世俗化世界的许多主要特征，部分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即：人们关注的焦点从一位在我们以外的、以权威可信的方式向我们说话、在历史中审判和拯救我们的上帝，转移到“内化的神”（god within）——意思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声音就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甚至连保罗·田利克（Paul Tillich）这样的自由派神学家都承认，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激进的狂热主义的胜利：“启蒙运动鼓吹的内在理性，实在就是贵格派人士高举的内在之光。”
我们也可以在当代对于宗教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的迷恋中感受到准诺斯底主义的脉动。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著作帮助我理解了诺斯底主义者怎样以两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世界的憎恨：诺斯底主义者要么坚持毁灭旧世界，然后以“纯粹的灵”的形式重建一个新世界，要么从世界中全身而退，躲到一个纯粹主义者的小团体中寻找安全庇护——这样的小团体将他们自己从不信神的世人中间隔离出来。我们可以在无数的社会运动中看到这两种进路；这些运动在最基本的动机上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性或灵性主义情结——甚至当无产阶级试图取代上帝的时候。将这个世界彻底摧毁、夷为平地，然后从头开始再造一个全新的文明。历史在向终点迈进，结局要么是末世大灾难，要么是美好乌托邦；而我们要成为执行这一天意命运的代理人（替天行道）。 正如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犹太裔德国哲学家）解释说，现代关于历史进程的信念，其实就是世俗化的基督教终末论（或曰：抽离了上帝的基督教末世论）。历史的高潮并非要在历史的终点出现，而是在历史这台大戏的中场出现。高潮并不取决于基督的再临，而是取决于我们的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我们在福音派团体参与政治的各种形式中，同样可以看到上述诺斯底主义的两种进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基要主义者倾向于把他们自己与不信神的世俗世界隔离开来，但他们在1980年代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然而，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立场始终是一致的，就是以相对敌视的态度来看待文化、科学、人文艺术，特别是“精英人士”；后者越来越显明自己是诺斯底左派，其秉持的信念和摩尼教的二元对立如出一辙：光明与黑暗，圣徒与被弃绝者，以革命途径争取自由的斗士与黑暗势力的共谋者。但是，如果自主（autonomy）的观念——即自我是最高主宰——是现代世俗主义的核心，那么此观念的源流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术士”（magus）、并激进的更正教信徒身上，因为后两者的信仰都是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形塑，即：内在的自我意识就是神圣的火花。
如果我的论点比较正确，那么我们现今时代的故事，与其说符合莱辛（Lessing）所声称的“人类的自我教育”，即理性逐渐战胜了假设的启示、科学战胜了迷信、世俗的和平战胜了宗教的暴力，倒不如说更像是激进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世俗化版本。实际上，莱辛自己也说过，费奥尼的约雅斤提出的圣灵时代的异象并没有弄错，只是太早熟了，惟需等待启蒙运动的来到，方能大放异彩。
让我们天马行空的思绪回到地上，回到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信仰环境。只要对当代最受欢迎的基督教书籍和传道人列一份粗略的清单，就可对实际情况一目了然。今天市面上提供的大部分属灵食物都是“心灵鸡汤”，热衷于内心的自我励志、自主抉择、自我提升，而不是专注于思想上帝和祂的创造、护理、救赎、称义、成圣、得荣耀的工作，以及身体的复活。许多信徒认为，花时间在个人祷告中与上帝独处，收听“祂今天要对我说什么”，比去教会和其他罪人们一起聚集、聆听上帝话语的宣讲和领圣餐更重要。我们更喜欢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自弹自唱、自我陶醉，而不愿跳出我们内心的自媒体广播，向那在我们之外的圣道降服。当我们只需要察看自己的内心就可以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去和其他人一起辩论对错、咬文嚼字、学习那些难啃的教义和诸般诫命？没必要嘛。
当基督教增长的趋势转向南半球，某些宗派团体呈现的信仰立场其实比他们在北半球倒向自由派的同道们更加忠信。比如，非洲的安立甘宗（圣公会）信徒经常挠着头深感郁闷，搞不懂他们跟美国圣公会之间到底有什么属灵上的关联。 虽然如此，美国基督教的“狂热主义”仍然像肆虐的野火一样，以奋兴主义（revivalism）、灵恩运动（Pentecostalism）和“成功神学”（prosperity gospel）这类极端的方式，继续向各处扩张蔓延。保守的新教徒隔着老远就能嗅出自由派神学的味道，他们对此非常在行。但是，我们在辨认更贴近诺斯底式狂热主义的各类变种时，却变得相当迟钝；甚至当我们自己正畅游其中时也浑然不觉。
所以，当我们在这些日子忙于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各项活动时，我们到底在庆祝什么？我们为之欢欣鼓舞的，是教会在教义和崇拜上的归正，摒弃了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并转向以三一神和祂的福音为中心的信仰？这福音所讲述的是：上帝的救赎恩典唯独在基督里提供、唯独藉着信心来领受、唯独通过圣言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来分赐。抑或我们所庆祝的是激进的狂热主义？我们的文化错误地将这种激进的狂热主义视作宗教改革的精髓；它所高举的是随心所欲的自我，个人主义，自由意志，内在经历，和理性至上。
今年以来有很多人在争论：宗教改革是否已经结束了？而我在思考的是：宗教改革是否真的上过路？有过吗？不错，在刚开始的时候，纯正的福音得到了令人惊叹的恢复；人们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必须完全依靠上帝和祂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今天在世界的许多角落，福音的恢复所带来的大能果效仍然可以被许多人真切地感受到。但就当代文化的总体而言，宗教改革运动的势头已经败给了狂热主义的左派和右派。既然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领教了激进的更正教是什么滋味，那么今天我们庆祝宗教改革的最佳方式，应当是追根溯源，再给改教运动一次发声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好好聆听，它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
作者简介：迈克·霍顿（Michael S. Horton），美国加州西敏神学院格雷山姆·梅钦荣誉教席的系统神学和护教学教授。该校位于加州圣迭戈的埃斯康迪多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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