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王侯墨客，论天下事；有山野农夫，品烟火味。人情反复间，有人赞他、助他，有人谤他、毁他。但无论与谁相逢同行，对苏轼来说，都是生命中一场自我修行。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苏轼却多次上书，抨击新法。个人的政见凿枘难合，可谓是针锋对麦芒。台诗案发生时，苏轼的许多同僚，都噤若寒蝉、无人置喙。
安石却站出来，为苏轼仗义执言，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力谏:“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苏轼活下来了，被贬去黄州。后来，苏轼被征召回京师时，他途径金陵，看望王安石。昔日政见不同，两人互相攻讦，今朝再见之时，两人不计前嫌。一个感激对方危难之时予以援手，一个敬佩对方胸怀宽大。那段时间，王安石、苏东坡天天出游，或观赏山川美景，或谈论古今，两位文豪惺惺相惜。
有大格局的人，往往能放下内心的偏狭。不因理念之争，去落井下石；不因立场不同，全盘否定对方。苏轼与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也是如此。苏轼不赞同保守派对变法的清算，经常在司马光面前据理力争。
有一次，因为司马光拒绝采纳意见，苏轼回到家后破口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是一头倔牛。因为主张相左，苏轼再次难容于朝堂之上，又开始了贬谪之旅。但苏轼心中并无怨恨之意。司马光去世之后，他恸然大悲，手写一篇祭文，称赞道，“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王安石挺新法，司马光守旧法，皆出自公心，虽立场不同，但苏轼却敬佩他们的为人。人这一生，难求人人都是同行者。我们走在各自的阳光道、独木桥，也许观念不同，追求不同，却不妨碍互相欣赏。
当遇人不淑之时，果断与其断交。但苏轼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认。”无论遇到什么人，他都不闹不怒，不怨不诉，把所有的遇见，当做人生的历练。人情反复，世事崎岖，人世间感情大抵如此。不必怨天尤人，也无需反复咀嚼。
帮助我们的人也好，伤害我们的人也好，若都是看做渡我们的人，那就是最好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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