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向秀和郭象在《庄子注》里从理论上阐述了一个人超越事物差别之后，得以不再依循别人的意旨生活，而率性任情地过自己的生活（弃彼任我）。这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古人称为“风流”的实质。
风流与浪漫精神
晋朝刘义庆（公元四O三至四四四年）的著作《世说新语》记录了很多晋朝名士间的清谈故事，可以看到三、四世纪间风流自赏的名士们的生动形象。清谈字面意义是清新、精妙的谈话。由于它的精微思想和含蓄富妙趣的语言决定了，只能在智力较高又互相熟悉、旗鼓相当的朋友之间进行，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水平智力活动。
“风流”暗示了人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生活风格。和西方的“浪漫”和“浪漫主义”意思相近。
在中国思想史上，风流主要是和道家思想相连的。
汉朝和晋朝的社会、政治、文化都十分不同，代表了两种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汉代的风格是庄严、雄浑，晋代则是俊雅和旷达疏放。“俊雅”也是风流的一个特征。
“杨朱的乐园”
在《列子》杨朱篇（经考证，是公元三世纪的伪托之作），反映了“风流”的一个方面。
《杨朱篇》通过几个故事，把“外”与“内”做了区别。
认为人因为追求四件事而不得安宁：长寿、名声、地位、财富。因为这四件事，人活得畏畏缩缩，他们的生命被外物所控制。叫做：“制命在外”。而不在意这四件事的人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本心生活，叫做“制命在内”。
这里的“治内”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任我”而活，“治外”相当于郭象的“从人”而活。人活着，应当听从自己内心，而不是矫情迎合别人。人活着，或循理或循情，都应当出自纯真的内心，而不是为了迎合时尚。用三、四世纪的语言，就是任“自然”，而不是循“名教”。
虽然这是新道家人士的一致认识，但他们也非为郭象为代表的理性派，强调安理性的要求生活，另一派任情派则主张率性任情地生活。
《杨朱》篇所代表的就是率性任情一派思想的极端形式。
率性的生活
《杨朱》篇里所主张的只是一种粗鄙的享乐。在新道家看来，这种享乐也不是必定要予以鄙视，但如果一个人可以追求这种想了，那并不是“风流”的真意所在。
《世说新语》中刘伶的故事描述了自在于天地宇宙之中的快乐，这种感觉才是“风流”的实质所在。
有这种超世感觉和追随道家修身养生的人，对“快乐”有一种比对具体物欲享乐更高的需要，也具有更敏锐的感觉。《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当时一些著名学者的脱俗举止。他们率性纯真地行动，却全然无意于物欲的享乐。
其中名僧支遁和仙鹤的故事表明他们看自己和宇宙万物是同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异类之别。这种“同于万物”的感觉正是“风流”的重要思想基础。
感情
庄子说圣人是超脱于常人的感情的，因为他对外物的本性了解的如此透彻，对它们的流动不居和形态变化已经习以为常，而“以理化情”了。但是，很多历史记载和《世说新语》里的故事表明，虽然许多新道家注重理性，但也还有许多是重情的。
新道家中许多人非常多情善感，但使他们动情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对人生或宇宙某个方面的领悟和由此而来的感触。这些“风流”倜傥的名士，既富于深沉的敏感，胸中块垒自然与常人不同，在别人无动于衷的地方常会怵然于心。他们对人生和宇宙有情，也就包括了对自己有情，以致不能自己。
情爱
在西方，浪漫主义往往包含性的因素。在中文里，“风流”的含义也有那重意思。就晋代新道家来说，它们对性的态度，与其说注重肉体欲望，不如说是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来对待异性。《世说新语》中关于阮籍的故事和山妻韩氏的故事，说的是阮籍和韩氏欣赏异性美，却没有更多的要求，或者说，他们对美的欣赏使他们忘记了性的因素。
这些是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所谓“风流”的实质。在他们的思想里，风流来自“自然”，而自然与儒家倡导的名教（道德规范制度）是对立的。
这时是儒家衰微的时期。但即便如此，当时的著名学者乐广还是说：名教中自有乐地“。
二十四章会说到，新的儒家就是到”名教“中寻找乐地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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