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故事
写作曾是一个闪耀光辉的词语，近年来却让大众感到有点陌生。
“写”是一种动作，而“作”，与其说是创作，倒不如说是“劳作”。只有不断如农人劳 作般地写，才能有一二部自感欣慰的作品。这大概也是一些年轻人对写作感到陌生的原因。相比之下，他们当然更喜欢可以唱一首歌就走人的KTV，或者对着一部“下饭剧”刷几条“弹幕”吐槽。
张悦然告诉你，故事应该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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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是一个特别的人。
她14岁开始发表作品，19岁斩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1岁出版了第一本小说《葵花走失在1890》。此后三年，她又接连出版了五本作品，和韩寒、郭敬明并称为“青春文学三驾马车”。 26岁获人民文学奖，曾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当选南周“中国青年领袖”。
2003年到2006年，她一共出版了六本作品，并在2006年凭借300万版税登上了“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她意识到，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已然是她职业选择中一条明确的道路。
张悦然显然是写作上的早慧者。在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被贴上了“80后作家”的标签，代表着叛逆、反抗、自我。
2006年，《誓鸟》出版，首印20万册三周卖光。这个成功对于一个24岁的女孩来说，好像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然而，密集的自我表达与写作让她慢慢脱离了生活的本质。在最需要接触生活的年纪，她或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或回到现实中马不停蹄地签售，参加各种宣传活动。而这对一个写作者的创造是没有好处的。
“生活不能整天是节目、通告、透支的表达，”张悦然说，“我觉得作为创作者，一定要警惕的是，你可能脱离了真实的生活。”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张悦然决定放缓作品出版的节奏，尝试更多她所理解的可以贴近生活本身的事。
一直以来都被文学保护着的张悦然不甘于就此被隔绝，这一次，她决定跳到保护层的外面吸收现实的养分。她为自己寻觅了两个新的身份——杂志《鲤》的主编和高校教师。
“我觉得不能写和生活脱离关系的东西，只有把一切放到现实的层面里去，让它在现实中展现出光芒才有用。” 就这样，她卸下了作家的身份，全情投入到新的身份中。
这些身份就像一扇扇窗户，可以让她从新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它们当然会占据不少写作的时间，但同时也带给她很多经验，使她保持开放的状态。阔别《誓鸟》十年，张悦然全新长篇力作破《茧》而出。她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时空，关注宏大的历史题材，撕掉80后作家身上惯用的标签。
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三明治”的脚步，走进张悦然的写作世界，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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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大学毕业之后，你就成了一名备受关注的职业作家，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张悦然：我在北京生活，非常自由。很多人去上班，他们的公司或者单位会塑造、影响着他们。但是写作不一样，你可以每天待在家里，自己选择读什么样的书，看什么样的电影。所有的东西都是你选择的，是你塑造你自己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样的生活还是有点措手不及，感到责任重大。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以后完全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三明治：在过去没有出版长篇小说的十年里面，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张悦然：我写了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其他时间，就都在写《茧》这本长篇小说。我从来没有停止创作，我只是不想再那么迅速地出版自己的作品了。我希望自己能控制节奏，从容地去写这本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书。
三明治：站在现在的角度，回望过去的时候会觉得是自己放慢了节奏，但身处在这十年中，你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作品，会不会有非常焦虑的时刻？
张悦然：我觉得在写作这件事面前，谁都没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着自我否定，充满着挫败感的职业。作为一个严肃的创作者，这种挫败感是无法避免的。过去十年里，挫折肯定有很多，但是主要是来自写作内部。我其实很少去考虑外界如何看待我，读者会不会离开。我只是希望写出一本令自己满意的、少一些遗憾的作品。
三明治：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你常常会通宵写作，那么现在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
张悦然：现在我基本倾向于早上写作。上午九点起来开始写作，下午用来阅读。有时候下午也可以外出或者见朋友。但是很多时候，我特别需要长久浸没在写作当中的感觉。所以有时候要一直在书桌前守到下午，才忽然有特别强烈的写作欲望，但我从来不觉得之前等待的时间浪费了。我把那些等待、放空、缓慢思考的时间看作是写作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把自己放置在小说的场景里，和你的主人公待着。但是有些时候，你的主人公不说话，甚至没有表情，你只能陪他们待着。忽然某一刻，你感觉到小说的主人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们开口说话了。你需要的是倾听他们说话，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而不是你替他说话。
三明治：在你的文字中有一些描述是偏阴郁的，写这类文字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吗？
张悦然：写作的时候，我一般情绪很平稳。可以有一点消极，有一点忧郁，但太兴奋和特别悲伤都不适合。不管怎么样，保持理智和客观是特别重要的。
三明治：你主编的文学杂志书《鲤》，在早期的时候，无论是选题还是里面的文章，都很侧重文学性，但是到后期慢慢偏向于文艺。你怎么看待文艺感和文学性之间的差别？
张悦然：和最初的“孤独”“嫉妒”等主题相比，《鲤》后来涉及的主题更具有社会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更密切。在更广泛的文艺层面上，用文学的方式表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多一些文艺青年也没有坏处。文艺青年和世界有一种边界感，他们还是在对抗，守卫着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嘲笑文艺青年。其实文学还是需要有一个文艺的大环境。如果没有这个大环境，很多小环境都是奢谈。现在文学土壤的贫瘠，也和文艺土壤的贫瘠有关。文艺青年总是遭到攻击，如果一个人四五十岁了还是文艺青年，外界就会觉得他们很怪。他们和社会主流价值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其实是他们为了坚守自己而付出的代价。我们可能需要更宽容的文艺土壤，才能为文学提供更好的营养。
三明治：似乎目前文学青年还是会轻视文艺青年，觉得他们什么都略懂皮毛，但不精通。
张悦然：实际上，我们现在对文艺青年的宽容和保护比较少。文艺青年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哪怕有些时候这个标准是偏激的，但是有标准就意味着不随波逐流。这有错吗？文艺青年可能什么东西都懂一点，也就意味着他们希望把所有东西交汇到一个平台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恰恰是我们现在每个艺术门类之间都特别封闭，缺乏交流。
三明治：在主编、作者、教师这几个身份里面，你觉得自己转换得游刃有余吗？
张悦然：我经常感觉到压力。现在是8月，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学了，我必须开始着手备课。其实小说鉴赏的课我从前也开设过，但是我不喜欢在课堂上讲重复的东西，所以需要重新准备。而且因为我一直在写作，对文学的理解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对文学的一些新的理解代入教学中。
三明治：父母亲怎么看待你回学校去教书这件事情？会不会你当作家的时候，父母的感觉是“女儿成名了”，而你当老师之后，他们反而是更放心你的生活了。
张悦然：他们确实不在乎你有多有名。他们在乎的是，你有一份稳妥的工作了，然后这份工作好像还不错。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最大的支持是他们在我这些年，尤其是我那么多年没有出版一部作品的时候，从未给我任何压力。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父母其实很少，因为多数父母还是会想，既然你已经有名了，那就要去经营、去维护。但是这十年里面，我父母从来没有和我说过“快点出书吧”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他们对我最大的支持。
三明治：你曾经提到过，创作新书《茧》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文本结构的形成是来自于你有次回到了自己成长的地方？
张悦然：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我们谁也没有办法自如地跨过这个边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展现那个世界每一个细致的角落。我们的经验总是有局限的。当写作者需要进入陌生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你必须可以开启和召唤自己的经验，把它们代入那个你所创造的文本世界。如果你写的事情没有开启你的经验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动读者的。回到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我感觉到很多童年经验被开启了。它们被注入小说的文本中。
三明治：除了写作之外，你生活中有哪些其他兴趣呢？
张悦然：我没什么兴趣，平时就是阅读，看些电影。我特别喜欢活在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里，可以发呆，或者随便想点什么事情。这样度过一天是最舒服的。
三明治：你的早期作品《水仙已乘鲤鱼去》即将改编成影视作品了，这对你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张悦然：这些年，除了写作，我还做了一些别的事，比如主编杂志，比如教书。它们带给我很多经验，让我没有变得很封闭。参与电影的创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它能使我接触到文学之外的很多创作人，他们的活力和创造力给我带来很多收获。
三明治：你怎么看待碎片化写作？除了职业作家，大家很难沉浸在写作氛围里面。
张悦然：我觉得这个对写作的破坏很大。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新媒体写作平台上，写作者所发表的作品，总觉得它们缺乏完成度。现在有很多平台，大家有很多发表机会，所以发表作品变得越来越随意和草率，“完成”的标准越来越模糊。我对“完成”的理解是，它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存在？它是不是能够印成书？它是不是能够长久地留存？但是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些写作者会去思考的问题，他们思考的是今天的点击量有多高，有多少人回复。所以很多作品，还在泥胚的状态，就被拿了出来。这样的作品，是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三明治：《茧》开始更多地借鉴到一些非虚构写作的经验。你有计划尝试非虚构写作吗？
张悦然：我觉得在虚构写作里面特别的自由，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如果要写非虚构作品，我肯定会感觉到很多约束。因为有时候，我即便是在写一个随笔，我都觉得几乎快要离开地面，好像要展开想象和虚构了。所以如果让我在文章里面做到从头到尾地贴着地面，我会觉得是一种特别大的压力。
本文转自我们是有故事的人，原文节选自《写作者说：他们如何写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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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说：他们如何写好故事》
作者介绍：
中国三明治，以文字和故事为核心的文创品牌，非虚构生活写作孵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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