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老百姓判断官好坏的标准往往看断案，好官被称为清官，那被称为昏官的自然是坏官了，如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包拯都是好官清官。谈到断案自然就离不开告状，告状在汉语中“还有向某人的上级或长辈诉说某人的错误言行”。如果就词面意义看，“告状”一词没有褒贬色彩，然而“告状”的含义在历史发展中不仅词意扩大了，而且已经演变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有了鲜明的色彩，如“恶人先告状”，“打小报告”等意义。
正当客观地反映问题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一个个历史事件让中国人对告状的行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中国历代的冤案几乎都离不开“告状”，告状也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被确定为一种小人的陷害行为，因而它的意义后来几乎等同于“诬告”。如屈原被放逐的原因之一就是小人陷害，即捏造事实的告状，它直接导致屈原政治生命的结束。所谓陷害忠良往往是从小人告状开始的，这在历朝历代已屡见不鲜，因而中国人的心理是讨厌小人告状的，对告状也总是无法接受。
中国文化中的“小人”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遗传下来，只要有小人就会有中国式“告状”，所以这种“告状”在中国的文化中是很有生命力的。其实告状不只是小人为达到自己目的的主要手段，在政治斗争中“小人”和“告状”始终如影相随，打压政治异己用的最多的手段就是利用小人罗织罪名和“告状”。如宋代爱国将领岳飞就是屈死于对手秦桧等人的罗织罪名，这是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斗争，或爱国与投降的斗争。中国历来肯定主战，这很符合中国的民族精神。整垮岳飞秦桧用了小人罗织罪名和告状的手段，由此产生一个成语“莫须有”，即或许有或许没有。如苏轼所遭遇的“乌台诗案”，既有对手的打压，亦有小人的陷害，还有对手利用小人告状等多种手段。武则天就是利用这一手段，重用小人周兴和来俊臣罗织罪名打压李家子孙及其追随者，最终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中国历史上的冤案几乎都少不了小人罗织罪名和诬告，小人使用这种手段最得心应手，因而总是被统治者利用，如明代朱元璋打下天下后，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就利用了小人进行诬告。同样小人也经常通过利用政治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小人在社会上经常会混得开。他们嗅觉灵敏，把玩政治游刃有余，他们玩得风生水起，这也是小人总是春风得意的原因。
中国式告状很复杂，因而对于“告状”的行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而论，以偏概全，否则也有失公允或对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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