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在惆怅阿昱的离去时，缓缓走来一个护士和一个推着轮椅的保安——是让我去做检查的。尽管我再三强调我能走路，轮椅还是被安排上了。一个护士领着两个保安走在长满葡萄藤和紫藤的长廊下，一个保安推着我，另一个保安护送着一个长相清瘦，皮肤黝黑的女孩。风吹在我的脸上显得很不真实，可能是因为我服用了过量的神经抑制剂，我的五感都在打折。我后来（找回听觉、找到眼镜之后）才知道这个女孩是和我同一个病房的，我们甚至是同一天进的医院，据我父亲说当天晚上她的弟弟强行把她送了进来，还在医院门口唱了一出“姐姐你放心进去；弟弟你带我回家”的大戏。这个病友，我喜欢叫她女侠，因为她长得就很侠义。个子高，有两条厚实的眉毛，时不时的还蹙着眉，双眼总是像铜铃一样瞪得又大又圆，英姿飒爽。她表情严肃，嗓音洪亮，从一起做检查的时候开始她就一直在咒骂，骂的很凶，反反复复，但始终也不知道她在骂谁。
我想可能是骂她弟弟吧，任谁被最亲近的人关进疯人院也不会开心。她一路从做检查的房间骂着骂着，又骂回了病房，她言辞毒辣，但又朗朗上口，仿佛是事先写好的话本一样。直到回到病房，保安和护士一起把她绑到床上，她还在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是同一晚的急诊住院的，如果女侠是她弟弟送她进来的，那我呢？还没来得及细想，我的父亲就从门口进来，径直走向我的床位，体态依旧臃肿，面容却极致严肃，仿佛在说：“是我。”
“你为什么送我来这里？都是挂盐水，综合医院就不行吗？”受女侠的启发，我也愤怒起来。毕竟如果去综合医院的话，至少不会失去人身自由，退一万步讲手机还是可以用的。那样我就可以联系阿昱了。
“综合医院治不了你的病。”冷漠又肯定的回答。
好吧，不必多问了，在我父亲眼里，我是否试图自sha，是否对人生绝望，是否放弃了挣扎……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依然还是一个疯子，脆弱又反复无常，敏感且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人一旦被冠上精神病的名号，确实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尤其在我住的这个重症病房里，精神病人大抵不太算的上是完整的人，因此也就没什么尊严。我们只能安置在这一个小小的房间里，不可以出门半步；为了防止我们自残自戕，毋庸说是玻璃杯小剪刀，连鞋带和筷子都不允许出现；任何哭、闹、大声说话、不肯吃饭都会被当作是发病了，而被保安和护手送上束缚套装。
女侠和其他好几个病友都是四肢被固定在床上的（真的不知道哭闹一下究竟算是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至于如此），其他几个没有束缚的，基本也是化学束缚了，一睡睡一天，吃饭都要护士喊起来。我因为本身就没有力气动，就免于束缚了。她们的约束装置里，其中双手的束缚带需要用一种特定的钥匙才能解开。吃饭有护士喂，如果闹绝食不吃，就马上安排葡萄糖注射液和鼻饲管往胃里灌东西；如果想上厕所会有保安押送，在这里根本没有男女之别，厕所的门（应该说是这里所有的门）都是只能从外面上锁，这也就意味着上厕所、洗澡的时候，护士可以随便开你的门；以及当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把你锁在房间里禁闭。如果你被束缚时胆敢钻空子，比如时不时的就想上厕所起来走走，那恭喜你，他们还准备了床上的尿盆和尿壶。在这里没有反抗，只有屈服。病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只有顺从和听话，才能逐步捡回一点尊严。这本身就很矛盾，因为顺从和听话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出卖尊严的行为。
在父亲的帮助下我的眼镜找到了。同时我的耳聋症也在渐渐好转。然而我听到的并非鸟叫虫鸣雨打芭蕉，而是此起彼伏的鬼哭狼嚎声。女侠这会儿骂完了，开始唱歌，她可能平时听的歌不多吧，翻来覆去就是一首林俊杰的《小酒窝》和一首周杰伦的《晴天》，而且每首歌也就会唱两三句。就这两首歌，她24小时内一共唱了23个小时，剩下一小时用来吃饭和上厕所（作为完全束缚的病人，她上厕所并不方便，以至于最后用上了尿盆），以及用绑住手的绳索去拉扯床两边的护栏，发出锵锵锵的声音。
另外，女侠的隔壁还有一个操川渝口音的胖妹，她无间断地叙述着她的爱恨情仇。胖妹深情款款的抒发和女侠情真意切的歌声交相辉映，绵延不绝。我床位边上还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在悄声细语的祷告，冷不丁的会大喊一句“信耶稣，得永生！”把我吓一跳。真是奇了怪了，神爱世人是没错，可是你的神都把你送进疯人院了，你没觉得他有点偏心，不喜欢你这个孩子吗？
一屋子群魔乱舞，可是滑稽，可是残忍，可是人间炼狱。
我这时候开始庆幸自己是服用了过量的镇静剂，不然这种环境加上一群永动机似的女疯子，还不知道到了晚上要怎么睡觉呢。我体内的镇静剂浓度还很高，所以我一整天除了吃饭和偶尔看看她们合奏，基本都在浅眠，做着触感真实、内容脱离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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