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随着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如杨绛,金庸,单田芳等的相继离世,除了掀起了人们对逝去时代的怀念情愫,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忧虑:为何当代难出大师了?
这是一个让当代国人感到扎心,羞愧,哀叹,却又说不出个深刻缘由来的的尴尬问题。
作为一个知识浅薄,仍在求学的年轻人,我能想到的是社会太浮躁了。
娱乐喧嚣充斥耳朵,璀璨繁华迷乱双眼,物欲名利蒙蔽心灵,让人的心难以沉潜下来,专注于某事某物;
也难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拥有更广阔的视角,更开阔的格局。
杨绛先生再说说人们常谈的教育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一直是被很多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矛头直指”的对象。
每次谈及“唯分数论”“应试教育”等字眼,教育体制总是会被摆出台面。
仿佛上升到这个“高大上”的上层建筑层面,就是找到了根源所在,自认为自己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了,思想很有深度了。然后再搬出所谓“素质教育”的一套,就万事大吉了。
“教育体制”这个词是个很宏大的概念。把教育困境归咎于“教育体制”其实是很敷衍,不作为的态度和行为。
就如郑也夫先生说的的,总是说提倡“素质教育”,说了那么多年,大家依然没搞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又该如何切实推进呢?
要发展教育,改革教育体制,乏乏而谈是不可行的。
今天听书听到一位张老师谈及这个话题,他对这个问题的的溯源,将我的思考导向得更远,更深。
还是郑也夫先生,他的《论代价》一书的观点大致是你得到什么也必然付出一定的代价。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抵制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样的做法的确让文化下移,知识得以普及,使中国的文盲率大大减少;由于语言统一,普通话易普及,使得人们的交流更加便利,也进一步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
但是它的代价是使中国文化的断层,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混乱,缺乏文化认同。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文言文被取代,也使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体系坍塌;
再者,学生不必苦读和背诵晦涩难懂的史书典籍了,但学生的思考变得浅显,低级,也少了些钻研和坚持的耐性。
金庸先生之前也在听过张老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古代教育是夫子要求学生读并且要背诵厚重晦涩的史书典籍,就像先引领学生攀上高峰,高峰爬上去了,剩下的小山丘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克服了。
据郑也夫先生的社会调查发现,获得科学诺贝尔奖的八位中国华人几乎都是接受传统教育长大的。
这也是我们当今对教育的反思值得思索的地方。
最后令我特别感动和肃然起敬的是张老师说自己一直在努力弥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的沉重代价。他的教育理念也来源于此。这是他的使命。
这是真正的有良知,有担当,有情怀的知识分子。
中国要出“大师级”人物,需要教育者的正确的引导,需要一代代人接续文脉,沉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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