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听，老一辈的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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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我越发觉得自己老了。不是抬头纹多了，也没有长白发，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开始像个老人家一样，跟周遭的声声色色莫名地产生了很多代沟。比如说，我开始越来越听不懂人们说话了。第一次听到’佛系少女’这个词的时候，我以为是人们用来称呼尼姑的一种现代说法。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很skr’的时候，我一时间没有明白怎么短裙这个词还有形容词这个词性。后来才搞清状况的我不禁感慨：本以为有点语言天分的自己在这个时代活得竟像个文盲。除此之外，我也不总能明白主流文化对美的定义，不能明白信仰着物质至上的人们要怎么为人生找到长久的意义，不明白这个世界、抬头低头、睁眼闭眼、为何都充斥着十足的焦虑；为什么那么多人担忧着未来，但又白白浪费着现在；为什么一代比一代的思维更加现实，现实到连盼望都丧失。我不明白的还有很多；似乎每个小时都在增多。难道我真的老到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惶恐。

我一九九六年出生在深圳龙岗区龙岗医院。那时，喜欢莲花的妈妈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说：“叫’依莲’吧。我希望她一生都像一朵莲花一样，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都要出淤泥而不染。”不到一岁的时候，因为爸妈需要打工还债，就把我送回福建，寄外公外婆看养。外公外婆的家在福建省南安市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叫老港。我们家不富裕，大家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才能在大年三十守个好岁、过个好年。在我不上幼稚园的时候，外公外婆去田里，就把我锁在家里，让我看台湾台下午五点的《天线宝宝》和《水果奶奶》。我的玩具有一辆小四驱赛车、一盘弹珠、还有一盒被我用酱油和成了深棕色的橡皮泥。有时外公外婆也会把我放在竹筐里，用扁担担去田间。路过公社的时候偶尔会买上两瓶橘子汁，留给我在田里玩累的时候解渴。

记得小时候没有吃过什么零食。印象最好吃的、或许能被称作零食的是外公某天早上从集市买回来的一块豆腐。那时的豆腐可以生吃，因为是村里的阿姨自己做的。外公进了庭院，一边小跑，一边喊着：“阿莲，今天爷爷买了好东西。快来。”我扔下手里的东西，屁颠屁颠地跟着他跑到厨房，只见他用一只小碗倒了一点酱油，又拿小刀把豆腐切成一块一块。我们就用手捏着豆腐、沾沾酱油，一老一小站在小小的厨房里吃了起来。边吃边偷笑，因为外婆和两个贪吃的舅舅都不知道。

八岁的时候，我被接到了广东去上小学，直上到初中一年级。或许正是因为还年幼，在大城市生活的那几年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压力、不安全感。不像在那个小村庄一样的淳朴和人文，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冷冰冰的竞争，连孩子也不能幸免。那些上课积极、开窍又快一点的孩子会得到老师多一点微笑；作业写得工整的孩子到家长会的时候能得到在校园展览作业本的机会；期中期末考拿到班级或年级排名第一第二的孩子会被像明星一样对待，家长们会争先恐后地想要和你握手，讨教学习方法。在这样的模式下久了，那些总是被冷落的孩子渐渐放弃了在学业上争求认可，开始走起另类的路。格外关注起穿衣打扮、名牌配饰、还有自己的举止够不够“出类拔萃”。看起来很酷，但里头的虚空大家都心知肚明。在那几年，别看我只是个孩子，影响我之后十年的价值体系就在那时成型了。它的原理很简单：认识你的人越多、赞赏越多、展示的机会越多、排名越高，活得越是让别人觉得你望尘莫及，你就无可替代了。因此，如果我可以有学识又有品味、还精通一两样乐器、保持良好的身材、懂得社交、blablabla，我一定是个赢家。为了价值感，人类愿意付上的代价总能超乎你的想象。当时的我是个上课积极、作业工整、成绩优异的学生，如果前两项都做好，再拿个年级第一，那么家长会那天，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都是我的。但要想不失去这些注意力，光是一次第一还不够。

我自然很努力。但越努力，越发现那是个根本填不满的洞。这可能就像被誉为流行歌天后的Madonna Ciccone, 麦当娜，当年在一次采访里说的：“我这一辈子被一个坚定的信念推动着——要消除自己骨子里那股烦人的’我不够好’的感觉。我拼劲全力，直到感觉自己终于像个特别又令人艳羡的存在。可那种感觉就像幻象一样，很快就消散了。我又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平庸又无趣的普通人。这就是场无穷无尽的恶循环……我人生中那股坚韧的动力都来源于这一丝恐惧——对平庸的恐惧。而这丝恐惧一直推动着我。因为虽然我可以让人觉得我是个特别的人，我还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确实是特别的。这份挣扎从来没有止息过，可能也永远不会。”和麦当娜不同的是，在经历了自己的价值感上上下下数不清多少回波折之后，我放弃了挣扎。看来平庸只能是未来唯一的出路。

很快就到了2009年。一切都开始变了。那一年，我和妈妈的关系僵持到冰点。在听说了福尼斯之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要来这里上学。哪怕我十三岁。哪怕要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十个小时的大巴。哪怕要重读初一。已经丝毫不看好自己前途的我哪里会在乎去什么学校上学，离我不喜欢的人远一点就好。我的倔强赢了。但当时的我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一场“浩劫”。刚来时看到这间学校里的一切……简直是疯了。一切都在挑战我的世界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不在乎每天吃的是豆芽米饭馒头；不在乎在39摄氏度的大夏天要800个人挤在丰盛楼里、笔直地坐在硬硬的绿板凳上听着别人表扬其他人；不在乎自己虽然在大冬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去丰盛楼读phonics readers，见到你时还是会露出十八颗白牙，问你最近好不好；虽然是有品味的人，却不在乎自己平时穿着直筒西裤的样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活得那么自由、那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但又那么坚定地相信着他人存在的价值。成功的人生不都是自己挤破脑袋拼来的吗？一个没有什么实力、没有好看的皮囊、没有主流的品味的人也是有价值的吗？我不明白怎么有人可以把自己看得那么不重要，但又活得那么有追求、那么有吸引力。他们到底在追什么，可以追的这么有责任感，又这么快乐？我想研究这些人，这些看起来奇怪，甚至有点傻，但却让我无法藐视的人。他们看重什么，我想知道。他们读什么书，我也要读。他们是怎么说话的，我要听。他们怎么回应生活，我要观察。因为，我无法克制地想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于是，我开始挣扎着一点点承认自己确实自私、确实不够、确实肤浅、确实需要改变；学习剔除自己的傲骨里那一股无理的倔强。过去做错了什么我都愿意道歉，要付上多少代价去扭转思维我都愿意接受。我就像一个饥渴的孩子，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贪婪地汲取着这里的一切。我开始明白他们在追什么。

真真切切的明白发生在2011年。在福尼斯习惯了观察让我对周遭事物变得很敏感。那一年放寒假回家。有一天下午，我和妈妈、弟弟一起去公园散步。爬上公园亭子的顶端，我看到了两个女孩儿。一个大概二十出头，另一个估摸才十二三岁。她们都浓妆艳抹。似乎都很喜欢粉色：大女孩穿着粉色的紧身上衣、小的也有粉色的小外套、粉色的口红、小挎包、手机壳。甚至连手机壳上贴的钻也是粉色的。她们似乎是在亭子顶端歇息。那个大一点的姑娘让小一点的给她拍照。她摆出了很妩媚的姿势。后来，她接到了一个电话，而小姑娘就在一旁自拍。面部表情我大概不用跟你们形容。接电话的女孩似乎是在和男朋友说话，声音嗲嗲的，带着撒娇。但我分明看到她脸上闪过期待、闪过焦虑，在那个人答应她的请求后，还有一丝释然。站在亭子另一端的我久久不能把目光从她们身上移开，直到我开始掉下第一滴眼泪。

在走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静静的。内心很压抑，感觉都是悲伤的重量。看到从我身边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们，那些叼着烟、在开玩笑；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看起来不屑；那些擦肩而过，闷头看着手机或面无表情的，我的心更沉了。好不容易回到家的我在书桌前坐下，失声痛哭。那些面孔，包括公园亭子里那两个姑娘的，都是陌生的，但不知怎么，我感受到了破碎。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需求可能有多大。而我心里只有一个问题：我能做些什么？不管让我做什么、去哪里，只要让我做点什么，来包扎那些受伤的，带那些彷徨的灵魂回家。

我想，这就是当时那几批深深影响我的福尼斯人追求的。否则，谁会选择这首歌作毕业歌？

“请告诉我 如何献上我的生命 带希望入人群中 请告诉我 如何付出我的关怀 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 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 差遣我 差遣我 我愿付出我所有 差遣我到需要我的人群中 充满我 充满我 用爱心来充满我 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他们不在乎外在的名次和赞赏，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竞争的能力所以想表现得不屑；否则福尼斯热诚的鼓掌文化又是由谁建立起来的？他们不在乎，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能得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需求能不能因为他们的存在多被满足一点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虽然不在乎自己，却在奋力地朝前追，追的那么有责任感，那么快乐。难道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未来会去哪里、满足哪个需求吗？我想没有多少有那样的确信，但他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顽固不化地相信着：这个世界的需求那么大，无声的呼唤那么多，生命总会以奇妙的方式让其中一个呼唤钩住他们的心、引他们去该去的地方。就像黄先生常说的：尽责地对待现在，慢慢地，你就会走进自己的呼召。

今天的我是个还没有什么经验的教师。生命奇妙地把我引到了这里。每次到了过年走亲戚时，总会被问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呀？薪水多高？” 很多人听到我的回答之后都会自觉地把话题转开，谈起别人家的孩子，好似是担心让我觉得难堪。但如今的我不会觉得窘迫了，因为知道我的前头有那么多美好的榜样，我期待着自己能像他们一样，勇敢地朝前追，不为己，也不为那患得患失的价值感。

你呢？你在追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