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第九
利害交关的生命意义
第九篇《子罕》,可以说是第五篇《公冶长》、第六篇《雍也》两篇内容的引申。多半是讲孔子的思想,与学问教育的观点,以及一般历史思想观念的阐扬。第一句话是: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由这一篇的记载,就知道孔子平常很少讲“利”。所谓“利”,现代的观念每每就只对钱财而言,而在这里的内容,同时也具有“利害关系”的意思,我们听了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大服气,因为我们平常也似乎不大谈利害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研究起来,尤其研究历史,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随时随地,打利害关系的主意。尤其春秋战国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国与国之外交,随时随地都在利害的观点上。我们知道中国的法家,荀子、韩非子,尤其韩非子有一篇《说难》,就谈到说话之难。在春秋战国时候还没有考试,人要取得功名富贵、事业地位,多半要靠游说。所谓游说之士,并不是乱吹就行,必须要学问渊博,同时具备丰富的现代知识。去见各国的领导人,拿出个人的特别见解,指出当时的利害关系,所谓动之以利害,取得人主的信任,就可荣获功名地位。所以这句话中“利”字的涵义,我们先要了解。对人“说之以利害”,几乎没有人不动心的,人生能做到对一切名利无动于衷,就是真正最高的学问。由这一篇书看,孔子讲不讲利害?“罕言利”,并不是绝对不讲,而是很少讲。如果我们想象到一个圣人,绝对不讲利害关系,那也是过分地“高推圣境”,是绝不可能的事。
其次,孔子讲不讲命?后世以算命看相的“命”为命,但是这里的命是广义的,包涵生命来源的意义而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说生命的来源,尤其说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几乎每个宗教都有类似的说法。但由宗教发展到哲学、科学,一直到现在,究竟生命的来源怎样?还没有搞清楚。从这一点,可见人类文化,不论东方、西方,都还幼稚可笑,对人类本身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宗教家解决不了而演变成哲学,哲学家解决不了而发展成科学,科学家分门别类去追究,向太空、向物理、向医学追究,都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国人不大追究生命来源这个问题,尤其孔子思想,在下论中就提到“未知生,焉知死?”不要问,所以对于“命”,孔子很少讲。因此,学校里念哲学的人、教哲学的人,并非真通哲学,只能说是替哲学家传播哲学知识。真正哲学家,都不是学哲学出身的。曾有一个在日本学医的学生说,学了医以后,感到痛苦,反而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发生许多怀疑,所以需要学哲学,否则脑子要崩溃。他这个意见很对,但丛书本上学哲学很糟糕,结果只成为一个哲学书呆子,而不是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大多不是学哲学出身的,像现在流行的存在主义,也是一个医生搞出来的。很多人懂得哲学而不是哲学家,譬如乡下没有读过书的人,往往就是大哲学家。去问一位乡下老太太,这样大热天为什么还工作得那样辛苦?她说:“命不好啊!”这是大哲学家,她辛苦了还是心安理得,没有烦恼痛苦。真有哲学知识的人,没有她痛快。所以有许多学哲学的,最后学疯了,究竟人生为了什么?越搞越不清楚,后来觉得人生没有道理,为了解决自己,弄到只好自杀,这就是不懂命。孔子在教育方面,知道哲学上生命来源的道理,很难讲得清楚,所以很少讲。
第三,孔子很少说“仁”,这是一个大问题了。我们讲中国文化,动辄讲孔子,而且动辄讲孔子思想中心的仁道。现在我们根据《论语》,至少它的内容是孔子学生们直接的记载,这不能不承认的。而这里说孔子很少说“仁”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孔子思想的中心是仁,但这里又说孔子很少讲仁;再说《论语》第四篇就是《里仁》,全篇都是有关仁的记载,这不是矛盾吗?所以我们讲《里仁》篇的时候,有一个重点,那里所讲的只是仁的作用、仁的性质,对于“仁”本身究竟是什么,《里仁》篇中并没有下定义。所以这里说孔子很少讲“利”,很少讲“命”,很少讲“仁”。这三种中心问题都很难讲。现在讲到这里,我们暂时保留,因为下论讲到时,大家可以从《论语》全书中,自己找出答案。
历史文化先驱
下面继续叙述孔子。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是一个地名。党人的党不是现代观念的党,古代所谓党,就是地方社会的观念。在达巷这地方有人说,伟大的孔子,有这样渊博的学问,他什么都懂,而不是仅仅某一样的专家。这里“无所成名”的成名是指专学之名,就是不固定为某一项学问的名家。在古代的书上常有“名家”这个名词,如对三民主义的教授,可称为“某某先生是擅讲党义名家”。他自成为一家了,就是他的成名表达了他的专长。
在这里所说“博学而无所成名”,就是说孔子样样懂,不止是那一种学问的专家。孔子听到了人家的这种评论,就很风趣地对他的弟子们说,这叫我抓住哪一点?作哪一种专家好呢?我去当骑马驾车的专家好?还是当军事射箭的专家好?我还是学驾驶吧!从字面上看,这段文章,就这样解释完了。所以这些书,我们小时候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头大得很。这有什么意思呢?老师还要我们背诵,一边背诵一边在摇头晃脑,就是表示抗议。老师要我们背诵只好背诵,不过就是靠这个办法,背诵以后经过几十年时间,如今一张口就念出来了。后来仔细想一想,大有道理,他这个“执御”的驾驶人,意思是要领导文化,作一个历史时代的先驱者。所以弟子们把他这句话记下来,是有深意的,并不是对不要紧的话都死记不忘。
礼的变态
下面是讲孔子的思想: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是孔子的思想,他看到当时的时代感到悲哀。上古时候,长辈死了,丧帽是麻做的,很考究。孔子说这虽然是古礼,但现在的人,越来越简化了,用纯麻披孝就够了,比较节俭。孔子对丧礼也取节丧的意义,他也同意节俭、简化。中国本是礼义之邦,古代与人相见,跪下来拜,孔子说这是礼貌,“拜下,礼也。”但现在的人,没有行礼的诚恳,“拜乎上”,拱拱手就算了,很讨厌跪拜行礼的事,只求自己舒服一点而偷懒,就是不诚恳。对于这一点,孔子认为敬礼的精神,须要绝对的诚恳,这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即使是违背了时代,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做法,但还是要保持我们古礼为上,因为它内涵传统文化的精神,并非徒重外表而已。
孔子当时所处时代的情势,可以说和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礼貌,都流于形式,只重外表不重精神。甚至外表的形态上也成问题,譬如现在的敬礼,变成纯粹的招呼,就是打个招呼而已。不但内心没有诚意,连外面的形态姿势都是花样百出,像希特勒式的举一举手、傲慢式翘翘下巴,欧美式的哈啰、嗨,统统出笼,洋洋大观。这个时代问题,你我都有责任,尤其是家庭教育,更不可忽略。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句话很容易解释,很容易懂。可是这不止是文字的问题,要在这一生中行为修养上做到,实在很难。这里说孔子对于这四点,是绝对做到了。第一是“毋意”(这个“毋”与有无的“无”字通用,不过在《论语》上以及古书的否定词,多半用这个“毋”),这是说孔子做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第二“毋必”,他并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做到怎样的结果。这一点也是人生哲学的修养,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假使讲文学与哲学合流的境界,中国人有两句名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的事情,十件事常常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而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还无法向人诉苦,对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无法讲,这都是人生体验来的。又有两句说:“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这也代表个人,十件事九件都失意,一百个人当中,还找不到一个是真正的知己。这就说明了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事实上“毋必”,说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中国文化的第一部书—《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孔子深通这个道理,所以他“毋必”,就是能适变、能应变。第三是“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毋我”,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这就是孔子学问修养的伟大处。
这里发挥起来,便要与别家的思想作一比较。如一般人认为高深莫测,甚至有恐惧感的佛家思想中有名的《金刚经》(所谓“经”,也便是“四书五经”的“经”的意思)。这部书中也有四个类似上面所说的观念,所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在佛学中所谓“相”,就是形象或现象。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往往感觉到很痛苦、烦恼,总是被现象困住了。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而孔子的四绝观念,也就是平等相。
关于这一点,我曾在一次某大学社团举办的哲学讨论会中,讲过一个“我与无我”的专题。我们常在哲学上看到做人做事要做到无我的境界。可能吗?先就事实来说,不可能。譬如有人说:
“我告诉你,我绝对客观。”这句话对不对?不对。这已经非常主观,因为“我很客观了。”这就是“我”的主观。哪里是客观?等于说“中”,天下有没有一个“中”?因为“中”是对两边而言,才构成了“中”这个观念。其实对比出的这个“中”,对另一点来说又是偏了,没有绝对的中。又用方位来说,你站在一个房间,说自己是在中,前后左右是东南西北,可是站在北方看你是站在南方,在南方看你是站在北方,没有中间的。所以说绝对“无我”,在观念上有这个名称,真要做到无我,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但不是绝对没有,一旦真的做到无我的话,就会非常快乐。我们所有的痛苦,都因为自己“有我”而来的。如果我们手里拿了一件东西,别人需要时,一定舍不得给人,因为别人需要它时,也正是自己需要它的时候。假如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了而给别人,就是最快乐的境界。有一位学佛的朋友来问,什么叫“菩萨”?我说这是印度梵文的名称“菩提萨埵”,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所含的意义就是“觉悟有情”。自己对于人生哲理觉悟了,可是对于这世界,对于一切的事物非常多情,而尽量施以助力。所以中国人说“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这就是菩萨的境界,等于中国人说的圣贤,名称不同,发音不同而已。他们又问学佛的人是否都成菩萨?我说没有,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菩萨。
不过我朋友曾经看到一个人,可以说得上是菩萨。那是二十年前,有一艘驶往澎湖的船,途中遇难了。船上有一个认识的人,他本有肺病,因事乘了这船到澎湖去。在海难来时,有船员看见他有病,丢了一个救生圈给他,要他先离船逃生。他接到救生圈后,仍然很从容,并没有立即套上。后来看见一个妇人抱了一个孩子逃上甲板,他就把那个救生圈转送给了这对母子。他说他是有肺病的人,早死晚死一样的。原来丢救生圈的船员,忙了一阵子回来,见他还逗留在船上,救生圈也没有了,问他怎么还不逃命?救生圈哪里去了?他只笑笑(这种状况下,他还能安详地微笑,可见是什么样的胸襟了),也不讲话。这位船员东找西找,又找了一个救生圈给他,他又送给了另外一个人逃生。结果船沉了,他也沉了,非常从容。这是“无我”。他这样做不是被强迫的,完全是自动的,这就叫做“无我”、爱人。我们心里觉得这件事情很悲惨,但在他的心境却很安然。他不是自杀,他觉得别人更值得同情、怜悯。但在事实上,平常一般作人做事,没有办法真无我。每个人同样画画,画出来各有不同。你写文章如在文章里“无我”,就没有你的意境了,就不要写了。同样一件事情做起来就有“我”的精神。要将全副的我,摆到无我的境界里,才可以达到真的“无我相”。孔子的这四点,大概用佛家的这观念来相互衬托一下。实际上这四点是全部孔门学问的中坚,所以孔子教我们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接下来以一个事实,来讲孔子为什么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道理: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几件大事之一。匡是一个地名,在宋国。当时有一个坏人叫阳虎,据说阳虎貌如孔子,他的相貌长得和孔子一样,宋人都要杀掉他。孔子带了一大堆学生,经过那里,大家以为他就是阳虎,把他包围起来,要杀他。这是有名的“子畏于匡”事件。古代的文字简单,只用一个“畏”字。实际上这个字代表很严重、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件事故。当然孔子的学生们感到很严重,也可以说吓死了。可是孔子说,没有事,你们放心好了。他非常相信命,不过这个命不是普通算命的命。他说自文王死后,五百年来,中国文化衰落到现在,难道中国文化的命运真要断了?不要流传吗?如果上天有意一定要把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断绝,那么就应该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文化,可是事实上我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假如说上天并无意断绝中国文化的根本,而要让他流传下去,那么今日就还要留着一点。如是这样,老实说,我今天对于中国文化,是全心全力贡献在这件事上;也只有我对于中国文化,能够接受、能够发挥。像这样,那么你们放心,我死不了,匡人也不会把我杀死。
我们看到孔子在一个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始终不以宗教精神,来个祷告,求神保佑。再说,这个时候,他如果谈军事精神,把学生马上一组织,变成战斗的力量,也很容易。但是他不来这一套,所以他始终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始终建立一个人文之道,处一切人、事,要自己增加自信。这一段说明他做人处世,处困难当中的精神。他这一次困难,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等于现在和年轻人讲抗战时期的情形,讲死了他们也体会不出那种味道。没有跑过警报,没有躲过炸弹,没有逃过难,那种味道年轻人始终不知道的。孔子当时的处境是万分危险,但他始终不动声色,不在乎。他反而慰勉学生,放心!死不了的。中国文化的责任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上天有意断绝中国文化,那是我们该死。假使上天无意断绝中国文化,那我们不会死的。这是孔子处患难中的精神。
选自南怀瑾·《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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