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问题，都是心的问题。为什么秦孝公要任用商鞅变法呢？我们先看看他的求贤令是怎么说的？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群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我且尊官，与之分土。”
正是这千百年来大气磅礴的一卷雄文，使得卫鞅义无反顾投奔秦国。那这卷雄文雄在何处呢？
有人这样分析，“痛说国耻，历数先祖四代无能，开旷古先河；求霸业而不求术治，身处穷弱，竟能做鲲鹏远望吞吐八荒；胸襟开阔，敢与权臣分享秦国，公器之心可昭日月。只此三点，可谓真心求贤。”
那秦孝公为什么不采用帝道、王道，而用霸道呢？同样是攻守之势异也，彼时为大争之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王道迂阔，他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也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卫鞅用了个三道玄谈的帝王心术，侦知了秦孝公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王霸之心。
在卫鞅之前，申不害也用过心术手段窥测到了韩昭侯的心思。但卫鞅毕竟与申不害不同，申不害是法家术治派，而卫鞅是法家法治派。他追求的，不是一时之暴起，而是法制的永续。不是君王的管理水平，而是摆脱人治进行法治。他认为，当时列国之变法，都不是根本之强。怕是会遇明君则强，遇庸君则弱，遇昏君而亡的。
他不是要强秦半代或一代，而是要富国强兵好几代。历史证明，经商鞅变法之后的虎狼之秦，强悍了六代，直至大举东出一统华夏。这其间也曾经历秦武王、秦庄襄王等昏君、庸君，但因为“事无巨细，皆有法式”，基本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官吏行政，下至百姓种地，从一个人的出生，到一个人的死亡，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而且商鞅主张刑法一体。全体国民一体适应法律，一决于法，法式独一无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遇庸君不弱，遇昏君不亡。直至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横扫六合，席卷八荒。
在王充看来，商鞅变法的核心就在于，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在我看来则不然，商鞅变法的真正核心，在于通过一决于法的最高原则，通过奖励耕战、重赏重罚、废除世卿世禄等具体操作办法，在秦国形成了代代能够万马奔腾的局面。简单的说，就是以赛马制取代了世袭制。不但打开了底层上升的通道，而且打开了面向国外海纳百川的通道。一种奋发图强欣欣向荣的浩然正气，在秦国朝野凝聚，使得朝野上下不需扬鞭自奋蹄，奋飞不已！
可惜的是，商鞅以全部的法治为天地立心，却没有为自己找一个容身之所，最终杀身证道，车裂以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苍天，彼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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