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本土起源说26：“女王体制”与西王母、东王公在江汉地区的对立

华夏本土起源说26：“女王体制”与西王母、东王公在江汉地区的对立

文|黄饮冰

这个话题同样是由刘仲敬《假如青年有智慧，从华夏到中国》一文引起的。在《假如青年有智慧，从华夏到中国》一文中，刘仲敬给出了西亚文明传到中国的两条线路。但依据刘的文章，两条线路的起点都是西亚，但传到中国却产生了两种结果，在中国北方，是武士集团强大的国家化之路，而北方国家的经济基础却落后于南方；在中国南方，是武士集团弱化的非国家化之路。

为什么文明传播的起点相同（刘的文明传播的起点是西亚），传到中国之后却产生了南北不同的巨大差异呢？先看刘学者是怎样论述的吧！

刘说【……仅仅是稻种这一项，就足以使南方的各个群体比中原地区的各个群体享有极大的优势。因为高古时代，也就是殷商时代，中原的各个群体基本上是依赖效率很低的尾稃草属(Urochloa)植物，就是直到孔子时代大家还在吃的黍米，一种很接近于小米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它产生出的种子蛋白质的含量是很低的。相反，南方的水稻产量比它高出大概二十倍甚至更多。仅仅是这一项，南方的各个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就要富裕得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南方的各个群体确实明显落后。你从浙中地区出土的那些古迹就可以看出，它比二里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或者大汶口【山东泰安岱岳区大汶口镇】的古迹、同时代的那些古迹要富裕得多，他们的玉器更多，雕琢更精致，墓葬也要更多，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墓葬中间的财物如此丰富，而且雕琢精细，显示出当地的工匠非常发达，而且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享受文明生活的余暇。但是它的武士集团不多，因为出土的戈矛之类的东西不太多，而且身首分离或者是四肢不全的残肢断体非常少。你从他们留下来的那些不完整的尸体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邦国或者群落，规模是不大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似乎顶多就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死亡，缺乏进行长时期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和意志。】

【而在大汶口或者二里头，物质生活实际上还不如南方，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就出现了极其可怕的阶级分化：大的墓主拥有大批的戈矛和殉葬品；小的墓葬——显然是属于穷人的，除了极少数武器以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而且，不仅戈矛之类的东西出土的要多得多，而且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尸体，而这些尸体明显是死于非命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尸体中间甚至是不分性别的。像在陕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间，就包括十几岁的少女，按现在的说法是少女，在当时肯定已经是壮年女子，是可以承担最重的体力劳动的那种女人，明显是死于暴力，是在战争中被钉头锤之类的武器打死的，身上负伤多达几十处，说明了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那些尸体，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人的尸体是不全的，而那些尸体骨骼上面留下的伤痕是非常少的。好像是，死都是因为在意外事件中才送命的。而北方这些人，哪怕是包括男女两种性别的武士，显然是在极其激烈的战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酷刑折磨而死。这个战斗的激烈程度一定是要求你轻伤不下火线，你必须打到粉身碎骨，自己已经变成一滩烂泥，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才能死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像南方那种，只是偶然被一块飞石打死了，其他人都身首完整地自动撤离战场的情况存在。】

【最后，在高古时代，基本上是南北方相平衡，甚至南方在物质生活上略占优势的这种文明，在殷商时代及其以后，渐渐变成了北方独占优势的一种文明。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很明显就是北方这种野蛮的战争伦理和它提前产生的军事、祭司、贵族团体。这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团体使它能够形成人口和资源汲取能力大得多的组织，足以对物质生活比较繁盛，但是组织能力比较差劲儿的其他各邦形成巨大的压力。】

刘仲敬的以上叙述，除了把中国的高古时代定位在殷商时期是错误的外，其他的都是事实。对于南方在组织化上落后的原因，刘仲敬用“很奇怪”来解释，对内在的原因，却没有探讨。为什么不探讨，因为探讨的结果，就会否定“中华文明西来说”。

相同起点的文明，传到中国之后产生了绝然不同的差异性，这在文明的传播史上还是第一次听说。起点相同的文明，无论传到哪里，在文明的形态上应该是有共性的。比如我说，西亚文明来自中国的仰韶文化，根据就是两者之间在陶器上的共性，这个共性也是西方学者承认的。从中国内部来看，在陶器上，南北的陶器在纹上有很大的差别，从陶器上的纹看不出南北陶器的传承关系，但是从时间上看，南方陶器早，北方陶器晚，其先后关系很明白。而且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是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的陶器逐渐走向了统一。距今5000年以后，龙山文化兴起，黑陶成为主流。但在组织形态上，南北差异依然存在，南方经济状况好，组织化程度却还是比北方差。

这说明在人类的组织化和国家化时期，中国在组织形态上的南北差异，只能是中国内部的地域差异造成的，不是文明传入中国后产生的差异，这样说，其实就又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华文明是本土文明。

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北方这种野蛮的战争伦理和它提前产生军事、祭祀、贵族团体】的内在原因在哪里。只有搞清楚了这个内在原因，才能搞清楚中国南北差异的原因。

追溯历史，引起中国文明南北差异的原因，只能是传说中的“大洪水”。刘仲敬对“大洪水”的解释是“秩序的崩溃”，但为什么会有“秩序的崩溃”呢？恐怕引起“秩序的崩溃”的原因，还是“大洪水”。

“大洪水”引起的变化，就是南北在国家体制上的变化。本来中国南北文明的起点都在南方，社会性质是姓族社会——以女性为主导的女权社会，“大洪水”促进了中国北方向氏族社会转变，而中国南方依然保持了女性社会的性质，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北方的男王体制和中国南方的女王体制，造成了中国南北不同的国家组织形态。

一、先看牛郎织女的传说（源自南阳城西）

【相传在很早以前，南阳城西牛家庄里有个聪明忠厚的小伙子，父母早亡，只好跟着哥哥嫂子度日，嫂子马氏为人狠毒，经常虐待他，逼他干很多的活。一年秋天，嫂子逼他去放牛，给他九头牛，却让他等有了十头牛时才能回家，牛郎无奈只好赶着牛出了村。】

【牛郎独自一人赶着牛进了山，在草深林密的山上，他坐在树下伤心，不知道何时才能赶着十头牛回家。这时，有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为何伤心。当得知他的遭遇后，笑着对他说：“别难过，在伏牛山里有一头病倒的老牛，你去好好喂养它，等老牛病好以后，你就可以赶着它回家了。”】

【牛郎翻山越岭，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了那头有病的老牛，他看到老牛病得厉害，就去给老牛打来一捆捆草，一连喂了三天，老牛吃饱了，才抬起头告诉他：自己本是天上的灰牛大仙，因触犯了天规被贬下凡，摔坏了腿，无法动弹。自己的伤需要用百花的露水洗一个月才能好，牛郎不畏辛苦，细心地照料了老牛一个月，白天为老牛采花接露水治伤，晚上依偎在老年身边睡觉，到老牛病好后，牛郎高高兴兴赶着十头牛回了家。】

【回家后，嫂子对他仍旧不好，曾几次要加害他，都被老牛设法相救，嫂子最后恼羞成怒把牛郎赶出家门，牛郎只要了那头老牛相随。】

【一天，天上的织女和诸仙女一起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织女，二人互生情意；后来织女便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做了牛郎的妻子。织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蚕分给大家，并教大家养蚕、抽丝、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

【牛郎和织女结婚后，男耕女织，情深意重，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这事很快便让玉帝知道，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来，强行把织女带回天上，恩爱夫妻被拆散。】

【牛郎上天无路，还是老牛告诉牛郎，在它死后，可以用它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穿上牛皮做的鞋，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追织女。眼见就要追到了，岂知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银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只能相对哭泣流泪。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对此也很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于鹊桥相会。】

【后来，每到农历七月初七，相传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祈求上天能让自己能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能有如意称心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织女”、“牵牛”二词见诸文字，最早出现于《诗经》中的《大东》篇。《诗经·小雅·大东》诗说：“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诗中的织女、牵牛是天上两个星座的名称，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西汉时，牛郎织女被描述成两位神人，班固的西都赋中曾有描写“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在东汉时，无名氏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迢迢牵牛星》，从中可以看出，牵牛、织女已是一对相互倾慕的恋人，不过诗中还没有认定他们是夫妻。《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在文字记载中最早称牛郎、织女为夫妇的，可能是南北朝时期梁代的肖统编纂的《文选》，其中有一篇《洛神赋》的注释中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时“牛郎织女”的故事和七夕相会的情节，已经初具规模了，由天上的两颗星宿，发展成为夫妻，只是还没有出现悲情色彩。

在《荆楚岁时记》【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南北朝梁朝宗懔(约501～565)撰。全书凡37篇，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一会。”。

神话的产生，应该有一个很漫长的形成过程。文字记载的时间，并不等于神话产生的时间。关于织女，《后汉书·天文志》：“织女，天子真女。”《史记》：“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所以织女作为天帝之女，很早就存在于古人的记忆中了。

神话是后人对远古人的生活记忆的神化。《牛郎织女》神话，其原始记忆可以追索到人类的母系时代，母系时代就是姓族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母系氏族时代”。姓族时代，就是女权时代，女权时代，是人类以母系血缘为纽带进行组织化的时代。

牛郎织女的传说吐露了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呢？

一是“牛”。牛郎织女神话中的“牛”，是神牛，用它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这种神牛，实际就是远古牛崇拜的遗迹。牛崇拜是神农氏的崇拜物。牛与男性相联系，说明此时男性掌握了农耕的主导权。

二是“织”。“织”是丝织，织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蚕分给大家，并教大家养蚕、抽丝、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女性为“织”，说明女性依然掌握着社会的主导权。

三是“女权与男权并行，女权为主”。这个从牛郎的哥哥嫂嫂的关系可以看出来。家庭的主要权利在嫂嫂手中。

四是“波涛汹涌的天河”。天河就是银河，也称作天汉，与天河对应的，就是楚地的汉江。“波涛汹涌的天河”，实际就是汉江发洪水。

五是“鹊桥相会”。这说明玉帝和王母反对的不是“男女交合”，而是反对“男女结成固定的以男性为主体的夫妻关系”。

这个神话，实际就是对远古女权社会向男权社会过渡时期发生的“女权对男权的反抗”的历史记忆的神化。牛代表男权，织代表女权，要建立“男耕女织”的男主家庭，是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许的。但是当时的男性已经依靠牛掌握了农耕的主导权，有了建立男主家庭的基础，要克服这个男女之间的矛盾，就必须有强大的外力来帮助。这个外力，就是“大洪水”。

二、再看女娲和伏羲的传说

从社会伦理的观念看，人类是从动物人、无伦人到有伦人的。人类的第一个有伦时代就是姓族时代。姓族时代是女权时代。在姓族时代，男性的生殖权被姓族社会所无视和隐瞒，女性靠生殖权的垄断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

女娲造人的传说就是产生在姓族时代。在女娲造人的传说中是没有伏羲的影子的，说明女娲造人是不依靠男性帮忙的。这正是姓族社会时期人类繁衍历史的真实写照。

女娲独立完成了造人，在女娲造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伏羲的存在，这就是姓族社会女性垄断生殖权的体现。所以说到人祖，就以为是伏羲女娲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中国本土民族来讲，女娲是共同的始祖，他们都是信奉女娲的。

在大洪水之前，中国大地上的古老姓族，都是信奉女娲的，她们自认为是女娲的后代。她们的最高神是女娲，她们的最高首领也是女娲，所以在大洪水之前，中国大地上的崇拜女娲的族群是有多个的，他们有共同的起源，只是在分居各地时演化成了不同的族群。如红山文化居民也是信奉女神的，红山文化有女神像，女神实际就是女娲。

在古史记载和传说中，女娲是“神女而帝者”。

远古时期，中国大地上不同的姓族共同祭祀的祖神是女娲，所以女娲是唯一的神女。

在祭祀中，各姓族设立女娲之尸来代替女娲接受祭祀，也让女娲之尸代替女娲行使世俗的领导权，领导女娲的后裔，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女娲之尸形成了女娲世系。女娲之尸就是女娲的转世灵童，这个灵童既具有女娲的神权，也具有女娲的首领权，就是传说中的“神女而帝者”。每个姓族都有自己的“神女而帝”者，她们共同源自女娲，所以女娲也是王母，即各姓族的女王之母。

祭祀女娲的活动中代表女娲的尸，也被称作尼，这就是姓族时期“尼崇拜”的内涵。说去说来，尼崇拜其实就是对生命之源——“祖”的祭祀。夏和夷，都源自尼崇拜，即先祖崇拜。在姓族时代以前，古人们也是知道“男女相交生人”的道理的，只是在姓族社会时期，被故意隐瞒了。因为姓族社会实行的是“群外繁殖”，本族的男女是禁止交合的，本族的男女只能与外族的男女进行交合，但产生的后代为本姓族所有，男性在本姓族是没有直系后代的，男性在本姓族的人口繁衍上没有作用。

大洪水来临，不少姓族被洪水毁灭，遗留的姓族被分割在各个被海水包围的陆洲上，女人们再要繁殖后代，不可能到其他的地方找其他的外姓族的男人，只能依靠本姓族的男人，这个时候就只能是本姓族的哥哥姐姐们一起来完成繁殖人口的任务。女性繁殖不须要依靠本姓族男性的神话被大洪水所打破。这时期产生了伏羲女娲兄妹传人的传说。

女娲伏羲再传人类，实际说的就是幸存于海中之州的人类因为大洪水的逼迫，不得不重新回到群内繁殖的史实。重新回到群内繁殖，人们的害羞感开始还是十分强烈的，这才又产生了女娲为媒的传说。所以伏羲女娲兄妹传人的传说，是大洪水期间遗留在水中高地（州）之上的遗民重新回到群内繁殖之历史的真实写照。

我在《伏羲原来是夫婿》一文中，很认真地探讨过这个问题。总之在大洪水之时和大洪水之前，家庭是女主单亲家庭，族群是女主之姓族。大洪水之时和大洪水之后，女主双亲家庭就诞生了。在家庭里，既有母亲，也有父亲，女性为主导；在群体里，女首领为帝，男首领为后，产生了新的帝后体制，但还是女性为主导；这时期的婚姻制度产生了，是“女婚男嫁”。在这个时期，对祖先的祭祀，才加入了男性祖。所以在祭祖时，女娲之祭祀配上了伏羲，伏羲成为了男性祖先的代表在祭祖中和女娲一起接受祭祀，形成了家庭中的女主双亲制和祭祀中的双祖制。

三、大洪水在人类组织化上的作用——形成女主双亲家庭和女主双首领制

大洪水时期形成的女主双亲制，为女权向男权的过渡打下了基础。这就是大洪水的人文作用——男性走上了历史舞台。

家庭中的女主双亲制和祭祀中的双祖制，演变成了社会中的女主双首领制，即社会的性质是女性社会，女性首领为帝，男性首领为后。

我这里所说的大洪水，是距今8000年开始，到距今6000年左右结束的一个洪水泛滥期。我称之为第二次大洪水。第二次大洪水，是与海浸一起发生的，最盛时期，华北平原、中原、江淮等，都是大海。这就是女娲伏羲兄妹传人的环境。

大洪水为男性走进家庭并在家庭取得了父亲的地位、间而取得社会地位创造了条件，但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女权性质。在姓族社会晚期，由于姓族之间的战争频发，男性首领以军事首领——王的身份，最终突破了女权，才建立了男性主导的氏族社会。男性取得突破的基础，还是由男性在姓族社会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权利确立的。

四、大洪水引起的组织制度上的南北分化

在我看来，伏羲女娲传说，只能形成于豫东鲁西。因为其他的地方，周边都有链接的山地，人们移居山地后，原始的女性为主的婚姻状态不会改变，每个群体周边都有其他的姓族存在，不需要重回到群内繁殖的时代，所以依然保持了女性社会的性质。特别是南方，两湖平原周边都是山区，而且山区是互相连接的，不会存在一个族群独处一个孤岛的环境。

大洪水中和大洪水之后，在祖的问题上，中国古老族群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豫东鲁西形成了伏羲女娲再传人类的传说，在祭祀上形成了伏羲女娲双祖制度，在社会上形成了女主双王制，并由女主双王制过渡到男主双王制，最早产生了父系制度，率先进入氏族时代。在国家化时代，逐渐形成了男王体制。

这种推论，是有历史根据的。夏代最高统治者就不称“帝”，也不称“王”，而是活着时称“后”，死后称“帝”，这就是女性时代的“女帝男后”体制的遗迹。

中国的南方、西方、北方高地上，依然保持了女性社会性质，崇拜的是女娲。在国家化时代，女娲被各族群的女王制度取代，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男王制度的女王体制，被中原男王国家过视作女儿国。

在中原男王体制的影响下，中国的北部、西部和东部逐渐地被男王体制同化，女王体制最终仅存在于中国西南。

五、女王体制逐渐退出中国国家史

在很长的史前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南部女王体制与中国的北方的男王体制是并存的。这就是为什么南方在经济上比北方富足，但在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南方的各个群体明显落后于北方的原因，也是南方的战争远不如北方的战争惨烈的原因。

女王体制逐渐被男王体制代替，在恩施地区也是有传说的。相传，在远古时期，武落钟离山上(今湖北长阳县夷水河畔)有赤黑两个洞穴，住着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姓人家。巴氏之子生于赤洞，名务相，其他四姓之子生于黑洞。五姓人家渔猎为生，没有首领，五姓之子共掷剑于一石洞，中者为首，巴氏之子独中，众子惊叹。又令各乘船，浮者为首，惟巴氏之子独浮，其余四子皆沉。于是共立巴氏之子巴务相为首领，称“廪君”。廪君乘土船逆夷水(今清江)而上到盐阳(今恩施)。盐阳住居着盐水女神。盐水女神告诉廪君，盐阳出鱼出盐，盐水女神要与廪君长守共享，当夜就要与廪君同宿。廪君不愿意。盐水女神变成虫子群飞，掩天蔽日十余日，廪君射杀了虫子，战胜了女神。于是廪君帅巴人定都恩施，形成了远古巴人部族最早的都城——夷城。

盐阳女神实际就是盐阳女儿国的女王，控制着井盐的生产。廪君到盐阳看中的不是女王，而是井盐。作为男权族群的首领的廪君，当然也不能接受女权族群的首领盐阳女王对婚姻的态度，起码廪君是绝不会愿意嫁入女权族群成为女王的附庸的，所以两种不同观念的人相遇在一起，是不会产生爱情的，最终是男王廪君杀死女王盐水女神，夺取了盐水女神的领地和井盐，把女王国变成了男王国。

到现代，在西南也可以找到女儿国的遗迹，如摩梭族。

在中华文明中，“姓”是女权时代的印记，“氏”是对男权时代的印记。

中国的女王体制，随着大西南人口的西迁，被带到了西方。

传说中的“妖”，实际也是男性时代对依然保持女性社会习俗的族群的女人的称谓。这些“妖”保持了与他族男性野合的性交习惯，她们找男人交合无非是为了繁殖后代。但她们的这种繁殖习惯不被男性社会所容纳，被视作是“迷惑男人”，被男性社会所排斥。

六、天庭：西王母、东王公在江汉地区的对立

玉帝和王母本来不是夫妻，他们成为夫妻是统一天庭的需要。在楚系神话中，有东皇太一和西王母两位天帝，东皇太一管东边一片天，西王母管西边一片天。东皇太一是男性，西王母是女性。在神话的起始阶段这两个天帝是对立的，反应的就是姓族社会晚期女权和男权并立和竞争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玉帝还没有成为天帝。

王母的本意就是王之母，这个王之母应该是“女王之母”。那么“女王之母”是谁呢？就是女娲。所以王母是女性为王的时代由女娲演变出来的天神大帝。

东皇太一是谁呢？是新崛起的男性的代表。江汉地区崛起的著名男性，就是神农氏。神农氏为地皇，崛起时可能处汉江东岸，所以为“东皇太一”。

通过一系列的竞争之后，女性族群去鄂西建立女儿国去了，而男性族群留在江汉建立了男王国。这可能就是西王母和东皇太一的来历。

从传说看，神农氏是第一个被称为“天子”的人，神农氏建立政权的地方就是天庭，所以原始的天庭就是江汉平原。汉江把江汉平原一分为二，也正好与天象对应。

神农氏崛起的时间，是在大洪水之后，大概距今6000年到5900年。从时间上看，神农氏正好承接豫东鲁西南的伏羲氏。

神农氏时期，神农的中心在江汉，湖南和中原是神农氏的附属地。

玉帝来自黄帝。黄帝是黄人之帝。黄人是“佩玉之人”，黄就是璜，璜是玉的总称或原始称谓，所以黄就是玉，玉帝的原型就是黄帝。黄帝代神农为天子，以后的天帝就被黄帝替代了。

黄帝成为天帝，是颛顼大帝“绝天地通”的宗教改革的结果，对于这段历史，我说过多次了。玉帝和西王母成为夫妻，也是原始宗教与中国统一相适应的结果。

从在高庙祭祀神州和在江汉设立天庭，可以看到中国原始宗教的神道设教的原始逻辑。

从考古结果看，江汉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明显分成东北和西南两个集团，这正好印证了东神农西王母在江汉地区的对立的历史事实。

屈家岭文化时期两湖地区古城分布图（来源于网络）

 七、综述

大洪水导致了鲁西南豫东之间的族群的女性社会秩序的崩溃，让以伏羲为代表的男性走上了历史舞台，促进了社会性质的转变，这种转变，让北方提前产生了军事集团。崛起的男性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最终形成了男性主导的氏族和国家，实行了男王体制，这就导致了北方族群之间的争夺和竞争更为激烈，战争更为惨烈。

南方在军事化和组织化上落后于北方的原因，不是经济落后，而是组织化和国家化的体制不同，南方一直保持了女性主导的社会性质，在组织化和国家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女王体制，这就导致了南方族群之间的争夺和竞争相对柔弱和温和，战争也不那么惨烈。

在祭祀和贵族团体的产生上，南方比北方要早，这是已知的知识和考古上既定的事实。

这一系列的变化发生在距今8000年到6000年之间的中国本土。此时，西亚的文明还没有出现踪影。

黄饮冰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于孝感。本文是读刘仲敬《假如青年有智慧，从华夏到中国》有感之四：“女王体制”是中国南北族群在国家化时期产生差异性根本原因。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修改。本次发出改了题目。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曾用网名楚天孤客，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华夏本土起源说》、《黄人、黄帝和黄帝王朝》、《追踪夏后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