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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世路常常要走出推理之外，在当日的中国，与“八旗生计”之“憔悴”和“可哀”同时存在而互相对应的，却正是知识人中蓬蓬然而起的反满意识。前后十年之间，这种反满意识引“黄帝魂”入“自由血”，用“大汉天声”拽出了一场共和革命。
读书人崇儒，帝王也崇儒，儒学涵化六合，重的是以文化别夷夏，满族君权既已自附于儒学，以遗民心结为源头的“种族大义”遂不容易在后起者的心里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乾嘉之学和乾嘉学人都不再追问明清之际的往事，并与遗民留下的精神日去日远。
当文字狱引发的凌厉和紧张使士人世界不得安宁的时候，盛世里的田夫耕氓正各安其业，在这个多数人的世界里，很少有人会感受到来自那一头的冲击和窒迫。而后，盛世的规矩留给了后起的帝王，便成了祖宗家法，“历朝尊行不替”而“不敢逾定制一步”。因此孟森后来述清史，曾概论之曰：“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日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
当日肃顺以宗室秉政，任事果敢“暴悍”而“独敬礼汉人”，视八旗蔑如也，以为“后起皆竖子”。
因“人数日盛”造成的仕路拥挤满汉都一样。宗室的困顿在于入不了仕路的人又走不出墙界。于是“人数日盛”则“养赡钱粮”日少，天潢贵胄久苦窘迫之后，便常常要出格。
曾经剽悍的满人在八旗制度的墙界里贫化而且弱化，又因积贫积弱而不得不走出墙界，归向汉人久居的那个世界。然而与这个过程相交逢的，却是久蛰的反满意识勃然涌起于中国社会的另一头，在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唤来满天风雨。
用西教的神权释反满，反满意识便异化为一种外来的东西。在 19 世纪的中国，它们因之而成了一种没有结果的东西。然而五十年之后的另一代读书人已经与名教日去日远。他们不是被内战召出来的，而是被变法召出来的。
在中国人的历史里，自有士大夫以来便有朋党和政争，士人与士人的冲突不是少见的事。但朋党和政争都脱不出同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君子儒和小人儒虽各以品相分群类，却仍然同在一个整体之中。然而变法取西学为知识和思想，正在引入另一种意识形态。当一部分有功名的人与另一部分有功名的人各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被称作士大夫的这个古老的群体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裂。
由于清代的君权是满人的君权，因此观念中的国家与君权（朝廷）脱辐于变法横受摧折之际，为君权所重创的一方一定会由此及彼，沿波追源，从君权里牵出种族，唤起本已静蛰的满汉之辨
在八旗制度下，仕路之外的知识人与围在满城里的旗人本自不相熟识，而以这种执信为满人立“种性”，则不相熟识的东西可以虚拟地变作深知的东西，而后满汉矛盾便失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矛盾
从章太炎所说的“没有什么学理”里，可以看到的是被意识放大了的种族矛盾正面对着一个自己包纳不了的实在社会；由于包纳不了，没有实证作支撑的意识更需要理论作支撑，以说服人心和慑动人心。出自于东西各国的“学理”正是这样被“收拾”进来的。
中西之间不会没有窒碍，但在理解来不及消化的时候，“崇拜”更容易化去窒碍。因此，后来受到追问的东西，当时则是磅礴地造成了历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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