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的社论

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为《明报》写社论，一支是写武侠小说。 

金庸的《明报》成功，除了它的武侠小说、新闻报道等因素外，也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社论。金庸写了30多年的社论，当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社论怎么说，海峡两岸的政要也非常重视他的社论，国际上对《明报》“路易-查”（金庸的英文名）的评论也非常看重。他的社论为知识分子所欢迎，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读他的社论。

社评的影响力来自社评的价值 

金庸是《明报》的总编辑，是代表本报发表社论的报社主笔，并非常重视社论的写作。他的社论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成为其报纸吸引读者的主要特色之一。 

金庸自《明报》创刊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亲笔撰写社评至少有七千多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尤其在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的问题上，金庸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评，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金庸的社论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什么会赢得读者这样的欢迎呢？ 

首要的原因是他的社评是“有价值的”，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金庸有极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在社论中所作出的分析或判断，往往会被随后发生的事实所验证，多数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故为人所信服。金庸的社论“见解独到，判断准确”所公认。 

社论有了“见识”才能有价值，才能产生影响力，有了影响力才能实现社论的价值――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有价值的社论，对读者、对政府、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对报纸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影响力的社论，成为读者购买、阅读报纸的理由，也成为报纸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注重社论的表达形式 

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语言不仅要言之有物，而且还要有恰当的、合适的表达形式。读金庸的社论，简而言之，一是语气平和，一是语言平实。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这也是金庸社论受到欢迎、产生影响的原因。 

语气平和

“语气平和”中含有这么几层意思：语气平等、语气真诚、语气友善。金庸曾用“姚馥兰”为笔名写过文章，“姚馥兰”即Your Friend（你的朋友），包括了以朋友的口吻平等待人真心交谈的意思。他的社论也是给人这种感觉，就像有一个朋友在跟你真心交谈一样。香港报人叶积奇在《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一文中这样评论过：“查良镛用这种娓娓而谈方式撰写的社评是最成功的；一方面，读者读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在进行深入的思考。”

语言平实

曹谷冰在《季鸾文存四版序》中说：“其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情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写社论一类文章的文风，要使读者看懂，要与读者思想交流；千万勿写连作者自己都看不懂的句子；不要自炫渊博，用那些不常见的古怪的字和僻典。读金庸的社论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不说空话，不喊高调，很少用华丽的词藻、深奥的概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词语，说实实在在的话。“他的社评文字浅显明白，深入浅出。”语言平实，并不等于语言无味。香港著名文化人董桥评价金庸的社论说：“查先生是小说家，写政论往往穿插一些说部的笔触：添一些对白，描几幅景象，说两句自己，行文里顿时多了三分情趣。”

社论的风格与报人的人格 

金庸的社论还表现出笔锋带情、敢言等风格，这与他个人的情感和人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他的社论也体现出了他做人的风格。 

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才能写出有情有义的文章，才能真正地感染人。这种笔锋带情带感，最能感染读者的心，其实也恰恰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是对亲友的情，对乡土的情，对国家的情。 

金庸先生就是具有这种感情的，也有一些“报恩主义”的思想。自1981年以来，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影响香港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发表一篇有关的社评”。“他心中永远忘不了在故乡海宁读小学时，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时‘突然掩面痛哭’，他们全班小学生‘跟着他哭泣’。所以对于‘收回香港’，他认为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作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也首先必须是一个孟子所说的“大丈夫”。金庸先生身上就有“大丈夫”这样的品质。 1967年香港发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金庸反对极“左”势力采取过激行为，极“左”派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其中第二个人就是金庸。第一名叫林彬，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为了表示不畏强暴，对林彬的死，金庸连续在《明报》上发了两篇社评，一篇是《烧不灭的声音》，一篇是《敬悼林彬先生》。他说，“我也常常以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作为模范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他还说，“每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

金庸在《自由客观决不改变》的社评里写道：“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虽然可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社论产生的小环境和大环境 

一篇优秀社论的产生，与评论者个人的学识和人品关系密切，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能允许它出生并存在的大小环境。

小环境

小环境是指报社的内部环境。报社的内部环境，一个就是报社明确的办报宗旨，如梁启超所言好的报纸要“宗旨定而高”；一个是报社的经营管理。金庸的社评也是依托这样一个良好的“小环境”才发挥作用的。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为其宗旨，在办报宗旨方面，《明报》的宗旨与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可谓是异曲同工，金庸曾深受1949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影响，在金庸的《明报》里，闪现着1949年以前的新记《大公报》的影子。

大环境

大环境指的就是社会环境。金庸的社论是依托了一个大环境才得以存在的。 

金庸承认，他能够“真正客观、公正和独立，抗拒利诱威迫”，也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 民间办报之权利即使遭到各种反动势力的打压，也始终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存在。反动势力即使再嚣张，也不敢彻底取消或变相地彻底取消这一权利，民营报业也始终存在着。《明报》能够维持其民办的地位，独立客观地进行报道和评论，拒绝接受官方及其他一切有政治色彩资本的控制，没有这个大环境，他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也正是有了“独立生存，无求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能力，才能构建起知识分子独立地位和价值系统，才可以避免依附于权力阶层，金庸才能独立客观公正地来进行评论，发挥出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一些人议论金庸想做首任特区行政长官时，他反驳说：“认识金庸这个名字的人，较认识卫奕信的人还多，我实在没有理由为出名而去做将来的特区首长。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和利相信不会差过港督。今天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不知道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以后，恐怕相差更远吧！不要说我已经六十多岁，就是现时只三十多岁，也不当行政首长。你想想，目前单是一会儿英国议员来，一会儿港澳办的来，一迎一送就麻烦透顶。受到这么多人管束，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我现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听太太的话，要给她买靓衫之外。”金庸能够如此自负、如此潇洒超脱，是因为他有他的环境所赋予他的独立的资本。报业市场成为报人生存的市场，因而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舆论和观点的市场”。 

金庸《明窗小札》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