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m Beach
文明的基础是文化，文化的基础是文字。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外学者都做了大量阐述。
中西方思维差异诉诸思辨
中国学者从不吝惜文化之比较，然各人进路不同。由中西方语言进入者很快发现了有音有形的汉字与西方字母文字的不同。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因此张东荪很早便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是“观象”，其论述道:“这一点不仅影响及于中国人的言语构造并且影响及于中国人的思想( 即哲学思想)……所以西方人的哲学总是直问一物的背后; 而中国人则只讲一个象与其他象之间的互相关系。例如一阳一阴一阖一辟。
总之，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可见中国自来就不注重于万物有无本质这个问题。”所谓“象”非常难于普通人理解，但不易理解的微言大义本身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特征。
王树人在张东荪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东西方思维之差异，直接表述为“象思维”与“概念思维”之差异。其论点还是在于“象”。这更像是一种更需意会难以言传的思维表征，它表达一种类似形象而非抽象之概念，这是因为在中文语言上，我们思维的基本单元是图像而非语音。这种思维方式之区分总在中文，而对英语为何语音更能表达概念缺少论证。
王树人论述道: “象思维这个概念，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特别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思维的特征中经过升华而提出来的。象思维之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观之，它的成熟表现形式，就是《周易》中的卦象以及道家的道象，也包括禅宗悟禅之禅象……这种象，又不能归结为形象思维; 与表象也相关联，但也不能归结为表象。”你会发现此概念相当含混，需要体悟，这本身又陷入了一种更加中国式的命名。
在此基础上，刘长林之论述便清晰许多，虽未明言语言，但其理论颇有上述语言根源之踪影。刘长林将中西方思维之不同，称为“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别。虽还是“象”，但是“意象”已经不是那个需要玄妙体味的概念，而更接近一种能以言语说清的概念。刘长林认为，“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对现象作定格、分割和抽取，而是要尽量保持现象的整体性、丰富性和流动性。
它不是要到现象的背后去寻找稳定性和规律，而是要在现象的自身之中找到稳定性和规律。它也对事物进行概括，发现事物的普遍性，但始终不离开现象层面。概括的结果，仍以‘象’的形式出现。因此，意象思维的运行及其结果，必须能够对现象的丰富和变易有所容纳和估量”。
基于王树人与刘长林之观点，王南湜抛弃思维形式之不同，认为中西思维方式是其基本单元的不同，即中国是“象”，而西方是“概念”，两种思维方式可以分别命名为“概念思维”和“象思维”。他认为: “前者崇尚静止、存在，而后者则崇尚生成、变易; 前者把宇宙理解为一个为某种超越的存在物决定的单一秩序的理性存在，后者则否认这一理解; 前者通过对概念的定义而使之抽象化、确定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形式逻辑，后者则保持着象的生动直观性，并由之而高度发展了类推思维。”不得不说，王南湜思维基本单元的区分相对于前述思维形式的区分是本质上的跃进，但其思维基本单元之结果却还是落入了“象”和“概念”的俗套。
思维方式差异研究在思辨上并无定论且维度众多，但如若从思维对象的角度来区分，即在自己、环境、他人、活动和时间来框定文化心理差异，且本着可实证的原则，则此题可解。于此，在思维对象为自己时，中国文化为求善，而西方文化为求真，这即中国人的泛道德化; 在思维对象为环境时，中国文化为自然，而西方文化 为改造，此即中国人的本质主义; 在思维对象为他人时，中国文化为神化，而西方文化为人化，此即中国人的超人化;在思维对象为活动时，中国文化为差序，而西方文化为平均，此即中国人的道德差序圈; 而在思维对象为时间时，中国文化为后涉，而西方文化为前瞻，此即中国人的崇古。
思维方式比较研究之所以至今只有辩证思维，究其原因是研究者并未系统、完善地选取一种思维方式分类。而这种分类的选取极为困难，应该说，辩证思维—线性思维、象思维—概念思维、伦理思维—认知思维都从某个角度上抓住了中西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但都是盲人摸象，从自己的视角去审视过于复杂的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但是究竟该以何种方式来划分思维方式实际上多基于研究者自身的选择。如像思维—概念思维多从语言角度出发，因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而语言的基本单元在中国是象形文字，是视觉驱动，在西方是拼音文字，是听觉驱动。由此区别展开进行深入阐述，但实际上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是个悬案，这样出发的方式是否真的能够最终概括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别便大打折扣。
既然无法进行有效的思维方式分类标准的选取，那么将这些分类标准置于另外一条可行的评判标准上进行考量便显得必要，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这种评判标准务必简单明了。我们将这条标准设定为可实证的原则。既然需要可实证，那么必然是人类思维曾经思考之物、之事。何种事物是人类思维必然思考的呢? 那必然是思维的对象。而思维最基本的关注对象又是什么呢?
克拉克宏(Florence Kluckhohn) 和斯特罗德贝克(Fred Strodtbeck) 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五种共同的人类关注点，他们将其称为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s):
第一，人性; 第二，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第三，人与他人的关系; 第四，人主要的活动模式;第五，人的时间观念。
这五种共同的人类关注点虽然被克拉克宏和斯特罗德贝克称为价值取向，但究其核心，这是在表达人类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亦即所有人类但凡思维，最基本的便是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是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即思维的对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那便是在衡量高下，那是价值。克拉克宏和斯特罗德贝克将这五个问题叫做“所有人类在所有时候都必须思考解决的共同问题”。
仅对思维方式的研究而言，我们并不关心对这五个问题的回答，而这五个问题本身因为其成为思维的对象，所以便可以成为思维方式划分的标准。如何思考这样五个问题在东方与西方上存在的不同，便可以成为一种思考区分思维方式的理论标准。我们再一次重申一下这五个问题，即:第一，人性；第二，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第三，人与他人的关系；第四，人主要的活动模式；第五，人的时间观念。
如果作为思维对象，那么这五个问题便是: 第一，自己；第二，环境；第三，他人；第四，活动；第五，时间。
第一，在思维对象为自己时的东西方思维差异。
我们认为，在思考自己时，中国人往往采取一种唯伦理式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常常采取一种切割伦理、仅仅认知式的思维方式。中国人习惯于讲道德，把自己和任何事情都放置于道德的考量之下，所以中国人的自己、他人、社会均是含有道德色彩的，是无法与道德脱离的，甚至有一种以道德评判替代法律审判的倾向，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结构密切相关。
西方人不同，在探究问题时，以求真而非求善作为探究问题的根本原则、思考自我的基本体系，因此在对待自己和具体问题时，很少会有道德渗入。
第二，在思维对象为环境时的东西方思维差异。
在思考环境时，中国人往往采取一种自然化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常常采取一种人为改造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常说“这很自然”，以作为对某件事情和某种判断的盖棺定论。自然便意味着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我们说“道法自然”，我们相信自己可以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改变它，我们没有上帝，我们的神是自然神。种种现象都表明，中国思维方式喜欢一种自然的、天然去雕饰的、没有人为痕迹的人或事物。这种本真的、不加修饰的思维方式即我们所谓的赤子之心。
西方人则不然，其改造世界、控制世界、给天然加上雕饰、打磨璞玉的思维方式是长久存在于其内心之中的，其思维的出发点是自己，而我们的出发点是自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力图融入自然，而他们力图改变自然，增加人为痕迹。
第三，在思维对象为他人时的东西方思维差异。
在思考他人时，中国人往往采取一种神圣化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常常采取一种人化的思维方式。即使从含有文化起源的神话故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东西方在此存在差异。中国的神话故事起源于早期部落对图腾之崇拜，是将部落首领和图腾之动物神圣化，人可以因其优秀的战斗或生产能力成为被封之神。而这些神往往与人在能力和道德上都差异巨大，他们有无穷法力、道德高尚且几乎不会犯错，一旦犯错便会被认为是异类，坠入凡间重新为人。
西方的神则不然，神虽是神，拥有某些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能力，但神也是人，展现出人的七情六欲，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的劣根性，神能杀戮、奸淫、欺骗，这是中国之神无法想象的。因此，中国通常情况下是将人神化，而西方通常情况下是将神人化。
第四，在思维对象为活动时的东西方思维差异。
在思考活动时，中国人往往采取一种差序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常常采取一种平均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在差序上严格强调，我们始终在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的活动始终不能超出人与人之间差序的那个范围。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差序的，因此我们对待亲近的人就必须亲近，对待疏远的人也必须用疏远的方式，这些人类活动都必须严格遵照差序来进行。我们的文化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本关系向外延伸的文化，朝向陌生人的活动我们不会给予他们很多的考量，而朝向自己人的活动，哪怕细微，我们也会给予最大程度的考量。
而西方则不然，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的氏族宗亲维系，他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活动，对待自己人和圈外人的活动是相对平均的，至少在规范上是意图要求平均的。这是所谓的民主精神。因此，在以活动为思维对象时，东西方的思维差异表现为差序与平均。
第五，在思维对象为时间时的东西方思维差异。
在思考时间时，中国人往往采取一种朝向过去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常常采取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祖先崇拜的文化，自古以来皆如此，我们不仅遵从比自己年纪大的人，我们更遵从年纪大到已然作古之人。我们通常情况下神化过去，正如中国球迷通常会神化已然退役的球星的能力，中国军事爱好者通常会神化早已逝去的名将的水平。
而西方文化则不会，他们是未来导向的，崇古的观点远不如我们，尊崇现实，面向未来。通常情况下，西方球迷会神化现役选手，西方的军事迷也大多推崇更近代的人物，这是两种文化在时间观上的不同，中国文化在最早期的时候已然灿烂，三千年的发展无非积淀、无非在肯定几千年前百家争鸣的时代，崇古是一种回到过去、尊崇过去、将过去神化的心理倾向。西方文化虽然也有千年历史，但在发展之初并不如中国文化那样璀璨，他们是推翻、再推翻的跌宕式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渐进式累积，因此新的文化总是优于旧的文化，导致其产生一种面向未来的心理倾向和思维方式，这与我国最初璀璨而事后均进行解释性工作的开展轨迹大相径庭。因此，西方文化总是现代优于过去，而中国文化总是过去优于现在，这造成了二者思维方式的差异。
因此，如果我们狭隘地概括之，那么我们认为: 在思维对象为自己时，中国文化为求善，而西方文化为求真，此即中国人的泛道德化(Pan-Moralization)；在思维对象为环境时，中国文化为自然，而西方文化为改造，此即中国人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在思维对象为他人时，中国文化为神化，而西方文化为人化，此即中国人的超人化(Super-Humanization)；在思维对象为活动时，中国文化为差序，而西方文化为平均，此即中国人的道德差序圈(Moral Differential Circle) ; 而在思维对象为时间时，中国文化为后涉，而西方文化为前瞻，此即中国人的崇古(Ancestor Worship)。而这些思维差异均是可以实证的。
中西方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具体表现在生活习俗、行为习惯、伦理观念、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等多方面，这种文化差异来源于中西方各自历史的长期积淀，并对于每个人都打上的深深的烙印。
中西方这种文化差异起源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行为方式的差异性，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行为方式的差异性又最初起源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资源的多样性。
一、环境、行为与意识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它造成了各地域、各民族不同类型的行为方式（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进而在此基础形成了各地域、各民族不同类型的思维意识方式。也就是说，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造就不同的意识。
（一）环境、行为与意识的内在联系：
1、环境决定行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决定着人类如何有效地适应地理环境，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决定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什么样的食物和生活资料来维持生存，这就在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不同基本内容。
2、行为决定意识。意识是人脑对于外部世界的主观反映，其最终目的在于指导自己的行为来有效地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不同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决定着行为的不同具体过程和不同最终产物，意识就是对人类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所接触的相关事物所产生的主观反映，因此不同类型的行为决定着人类意识的不同基本内容。
（二）行为与意识的本质
1、行为的本质。人类的一切行为分为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两大类，其中，消费行为是将生活资料价值转化为劳动潜能的过程，生产行为是将自身的劳动潜能转化为劳动价值（或新的生活资料价值）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消费行为还是生产行为，都是将不同形式的价值进行相互转化，只有在信息注入的时候才会产生价值增值，如果没有信息的注入就只能进行不同形式价值之间的等值转化。总之，行为就是将不同事物的价值进行相互转化或增值，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价值转化与价值增值过程中的最大效率，因此可得：行为的本质就是“关于事物（以最大效率进行价值转化与价值增值为核心目的）的规则体系”。
2、意识的本质。人类的行为过程、行为产物和环境因素将会必然地反映到人的头脑之中，并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定的主观意识，这些主观意识就是人脑对于外界世界各种事物的特性进行归纳与抽象，并总结出一系列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形成了对于人类行为的各种约束性规则，反过来引导、制约和规范人类的行为，目的在于提高人类行为在进行价值转化和价值增值过程中的效率性。总之，意识就是将不同行为的价值进行相互转化或增值，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价值转化与价值增值过程中的最大效率，因此可得：意识的本质就是“关于行为（以最大效率进行价值转化与增值为核心目的）的规则体系”。
（三）环境、行为和文化的分类
1、环境的分类。人类的生存环境主要分为两大类：大河环境和海洋环境。当然，还有草原环境、山区环境、湖泊环境、沙漠环境等，这些环境并不构成人类环境的主体部分，它们往往拆分到大河环境和海洋环境之中。
2、行为的分类。人类的行为主要分为两大类：大河行为和海洋行为。当然，还有草原行为、山区行为、湖泊行为、沙漠行为等，这些行为并不构成人类行为的主体部分，它们往往拆分到大河行为和海洋行为之中。
3、文化的分类。人类的意识主要分为两大类：大河意识和海洋意识。由于文化的本质就是“规范化的意识”，因此人类的文化主要分为两大类：大河文化和海洋文化。当然，还有草原文化、山区文化、湖泊文化、沙漠文化等，这些文化并不构成人类文化的主体部分，它们往往拆分到大河文化和海洋文化之中。
由于环境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文化（或意识），因此可得：大河环境决定大河行为，大河行为决定大河文化；海洋环境决定海洋行为，海洋行为决定海洋文化。
.二、大河环境与海洋环境的不同特点
1、大河环境的特点。大江大河流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农作物的生长呈现出严格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并对于水源、土地和气候有很强的依赖性。
2、海洋环境的特点。地中海处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陆间海，被称为“上帝遗忘在人间的脚盆”。簇拥地中海的陆地，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土地贫薄，不适和农作物的生长。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地处爱琴海，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陆路交通不方便，可耕地面积较少，农耕文明发展空间小，陆路交通的不方便。 三、大河行为与海洋行为的不同特点
1、大河行为的特点。大江大河流域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故农业和农耕经济往往很发达。从而使人们的行为具有如下特点：
（1）行为温和、内敛。温和的内陆气候，适宜的生存环境、温和的农耕行为形成了人们温和、内敛的行为特性。
（2）行为保守、封闭。农耕经济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农具、耕牛等，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强，人们居住在固定的房屋里，生活在窄小的空间里，人们的行为往往依附并封闭于土地和房屋，对于外界的新生事物接触不多。
（3）行为稳定而有序。农耕经济的劳动时间相对有规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人们稳定而有序的行为特性。
（4）行为效果突变小。一般情况下，劳动收入有很大的必然性、可预见性，除非偶然的特大自然灾害，财富的积累和丧失往往是缓慢的过程，暴穷或暴富的可能性都较小。
（5）集体行为更重要。农耕经济对于水源的依赖性强，需要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和集体权威来统一治理和合理调配；农耕经济对于天灾（大旱、大涝和大病虫害）的恐惧性强，也需要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和集体权威来共同抵御，需要相关各方的协商与合作，需要较强的集体纪律性和组织协调性。
（6）长辈行为更重要。农耕经济的技术发展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时间积累，需要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不断提高，因此劳动技能的增长对于长辈的技艺传授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7）行为背景依托家庭或家族。人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而土地资源的拥有往往来自于较长时间的财富积累（除非大规模的战争掠夺或突发性的政治剥削），人们生存条件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家庭或家族的基础条件，对于个人的劳动能力和运气依赖性较小，人的劳动能力即使再强大，如果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土地资源作为背景，也是没有多少生存能力的。
2、海洋行为的特点。滨海地区可耕地面积较少，陆路交通不方便，但拥有渔盐之利和海洋交通之便，工商业便应运而生，开拓海外市场、抢占殖民地、实施海外扩张是其天然使命。从而使人们的行为具有如下特点：。
（1）行为粗犷、张扬。恶劣的海洋气候，艰苦的生存环境、激烈的海洋行为形成了人们的粗犷、张扬的行为特性。
（2）行为激进、开放。海洋经济的生产资料主要是船、渔网、商品等，对于海洋的依赖性强，而海洋是开阔的，海洋环境的恶劣的、多变的，人们对于外界的新生事物接触较多，视野开阔，从而形成了人们激进、开放的行为特性。
（3）行为不稳定。海洋经济的劳动时间没有严格的规律，主要根据海洋气候的变化情况来定，需要较强的随机应变能力，劳动条件恶劣，出海时间往往是数日或数月，吃住在船上，风餐露宿，没有安静、平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从而形成了人们不稳定的行为特性。
（4）行为效果突变大。海洋环境是动态多变的，海洋行为所产生的价值收入也是动态多变的、偶然的和难以预见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具有较大的风险性，有风暴、暗礁、海盗等，同时也有较大的机遇性和幸运性，财富的积累和丧失往往是快速的过程，暴穷或暴富的可能性都较大，甚至连生命的丧失都是快速的过程。
（5）个体行为更重要。集体的力量无法对海洋环境形成任何影响，出海作业往往是个体的、小家庭的，个人的生存能力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劳动能力、个人运气和个人胆量，对于集体力量的依赖性较小。
（6）年轻人行为更重要。老年人无法适应恶劣的海洋环境，只有年轻人具有强壮的身体和健康的体魄，能够适应恶劣的海洋环境，劳动技能的增长主要在于年轻人在海上的实际锻炼，往往是快速的学习过程和锻炼过程，对于时间积累的依赖性不强，对于老年人经验传授的依赖性较小。
（7）行为背景无依托。人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海洋及海外，海洋的索取是无限的，有无限的价值发展空间，只要个人足够强大，财富的收入就是无限增长，不需要过多地依托家庭或家族的资源背景。
四、大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不同特点
大约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从而构成了灿烂辉煌的大河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之外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共同构成了地中海文明，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罗马则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古代西方世界的统治者，地中海文明是西方海洋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文明的集中表现，因此大河文化是大河文明的集中表现，海洋文化是海洋文明的集中表现。
大河文明显著特征是在整块陆地上，有一条大河贯穿。的代表是古代中国、古埃及，而海洋文化的代表是古希腊、古罗马，她们都是文明古国。
大河文化的特点。大河文化是农业文化，它具有如下特点：
（1）求稳、好静和内敛心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这种温和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讲究朴素与节俭。
（2）防卫思想和保守主义。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和保守型的。作为典型的大河文明，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侵略的行径，最能体现中国人防御思想的是长城的修建。
（3）讲求秩序、维持和谐。农耕经济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特别看重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的意义，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有较为强烈的谦让意识、自卑意识强。
（4）安于现状，追求平安。农耕经济不容易形成财富的大起大落，因此冒险行为往往是愚蠢的、不值得的，因此人们总是安于现状，追求平安，忌讳冒险。
（5）集体主义意识强烈。农耕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个人利益依附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建立在集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农耕经济所形成的集权性政治体制造就了人们强烈的集体主义，淡化了个人主义，进而形成了忠君思想。
（6）怀旧思想与继承意识浓厚。农耕经济往往总是面对相同的环境和相同的事物，农耕经济造成就了人们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形成了强烈的怀旧思想和继承意识，淡化了人们的前瞻思想和创新意识。人们总是“以老为荣”，以“老”为尊称，信奉传统和权威。
（7）家族观念与门第观念浓厚。农耕经济造成就了人们强烈的家族观念与门第观念，人才选拔时讲究“资历”与“出身”，恋爱婚姻时讲究“门当户对”，社会交往时讲究“门第观念”。
海洋文化的特点。海洋文化是商业的文化，它具有如下特点：
（1）粗犷心理与张扬心理。恶劣、艰苦的海洋环境以及积极进取的商业行为形成了人们粗犷、张扬的心理特性，有铺张华丽的消费意识。
（2）激进心理与开放心理。开放、广阔、多变的海洋环境造就了人们激进、开放的心理特性。大量的海外商业行为又大大扩展人们的新视野，接触了更多更好的新生事物，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激进心理与开放心理。
（3）追求自由，反对不平等。海洋经济对于秩序、和谐与纪律的要求不高，而对于个人劳动能力能否获得自由发展与自由发挥则更为重要，对于人们能否获得平等的生存机会和发展机会则更为重要，从而形成了人们对于自由和平等的强烈向望，也形成了强烈的自信意识和傲慢意识。
（4）不安于现状，勇于冒险。海洋经济容易形成财富的大起大落，因此冒险行为往往是明智的、值得的，因此人们总是喜欢不安于现状，勇于冒险，敢于向自然挑战，敢于向权威挑战。
（5）个人主义意识强烈。海洋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集体利益的发展取决于个人利益的发展，集体利益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海洋经济造就了人们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隐私，民主意识强。
（6）前瞻意识与创新意识浓厚。海洋经济往往总是面对不同的环境和全新的事物，没有现行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可以借鉴，没有老人可以去请教，必须自己亲自去探索和实践，并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知识与信息，因此海洋经济造就了人们强烈的前瞻意识与创新意识。
（7）独立意识与自主意识强烈。海洋经济不需要太多的资源背景，而是全靠自己个人的能力、运气与勇气，也不需要太多地依靠家族势力的支持与配合，从而形成了人们强烈的独立意识与自主意识。
总书记曾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这些理念与观点和我们所描绘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求善、自然、神化、差序、崇古如出一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我们实证分析所得出的观点是同源之水、同根之木。以心理学方式为进路，以原创概念为依托的中西思维方式探索将为保护文化自信、维护文化安全提供科学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指导，为我们在跨文化沟通、交流，尤其是国际谈判时提供依据和建议，在面临外文化入侵时，提供基本的理论保障和措施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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