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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这些哲学家不再关注好友与讥讽、成功与失败的区分。世上有一种公式认为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决定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而任何侮辱,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使我们蒙羞。而上述哲学家只是采取了一种方式,来应对这个公式中与传统尊严原则毫无关系的不良因素。
尊严关系图在与他人观点的关系中,哲学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形象地描述成为一个盒子:公众的观点,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首先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然后把正确的观点赋予新的活力置入自我形象之中,而把那些错误的观点一笑置之,将其摒弃在外,从而不使其产生任何伤害。哲学家把这个盒子成为“理性”。
理智根据理性原则,对于一个给定的结论,仅当其源于思想的逻辑序列,而这些思想又建立在合理的前提之上,它才被视为是真的。鉴于数学是严密思维的典范,哲学家也开始在伦理生活中寻求一种近似于数学的客观确定性。哲学家们认为,由于有了理性,我们的身份可以由我们的理智良心来确定,而不再受市场上他人一时的想法和感情的做有。如果理性分析证明我们受到了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哲学家建议我们不要受这些言论的影响,就如同面对一个非要坚持2加上2等于5的神志不清的人,我们会对此不加理会一样。
皇帝兼哲学家马库斯·奥勒留一生都在罗马不稳定的政坛上奋斗,他提醒自己,把听到的任何关于他的人品和功绩的评价首先诉诸理性分析,然后决定是否让这些观点影响他的自我观念。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沉思录》(公元167年)始终。“[你的品质]并不取决于他人对你的评价,”哲学家皇帝坚持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深信他人的评价决定一个人的尊严,但他对此提出质疑,“难道东西一受到赞扬,它的品质就会提高?难道一块翡翠如果没有人赞美它,它的品质就会降低?金子、象牙、鲜花或者一棵小草呢?”马库斯没有像常人那样,在听到赞扬的时候欣喜若狂,在听到诬蔑的时候沮丧万分,他认为他的自我形象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分析之上:“是否每个人都会轻蔑我?这是他们的事。而我自己的事就是保证没有作过或者说过任何可以遭人轻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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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从以上论述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批评和谴责毫无例外都是站不住脚的。让理智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并不是无条件地期待他人的爱。不管我们作过什么,也不管我们犯过多大的错误,父母和恋人依然会看重我们,但哲学家则不同,他们认为即使父母和恋人的爱也可以用一定的标准进行分析,只不过这种标准不同于外部大世界经常陷入其中的飘忽不定、难以把握的标准。的确在有些时候,理智良心要求我们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远甚于他人对我们的要求。哲学家没有完全摒弃成功与失败的等级对立,而只是重新确立判断过程。根据哲学观点,主流价值体系有时候会有失公正地让一些人赢得尊重——在一些不公正地情形下,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信心,即就算我们没有得到他人的溢美之词,依然有资格赢得他人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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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哲学并没有否定某些类型的焦虑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像一些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失眠症患者所以一直强调的那样,唯焦虑者方能成功。
然而,我们虽然承认一些特定的焦虑感可以帮助我们追求安全的状态,发展自己的能力,但我们对与这些相同目标相关的其他感情的作用会持怀疑态度。我们会对一些境况或财务垂涎不已,但其实一旦拥有这些东西,反而会使我们为之烦心。我们会产生一些与我们的真正需求毫不相干的愿望,如果我们屈从于这些愿望,任由它们发展,我们既可能迈向健康与美德,也很可能会迈向放纵沉溺、雷霆大怒和自我毁灭。因为这些感情的根本特征就是要么超越目标,要么不及目标,所以哲学家建议我们,应该使用分析推理能力来引导这些感情,让它们朝一个正确的目标前进,确保我们想要得到的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害怕的确实就是我们应该害怕的。
亚里士多德在《优台谟伦理学》(约公元前350年)中通过举例说明了一个观点:人的行为如果不加以反省自律,容易走向极端。他继而提出一个可靠而睿智的理想之道或中庸之道,要求我们应该依靠理性的帮助朝这个目标努力。
“反省自律”现在,我们可以加上另外一项:
对身份漠不关心 雄心勃勃 对身份过分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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