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经略海外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孙权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名士兵，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出发，驶向了茫茫大海。

按照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说法，孙权派遣这支舰队的目的，是“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也就是去寻找传说中的这两个海外岛屿，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而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很可能觉得这么大的行动不应该没有实用目的，所以就加了这么一笔：“欲俘其民以益众”，即掳掠岛上的百姓，回来充实吴国人口。

我们在前文说过，人口在古代，尤其在三国乱世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司马光给出这个理由，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么一解释，固然合乎实用主义，但却把孙权的眼光和格局写小了。

人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探索未知的世界显然更有价值。如果卫温和诸葛直不辱使命，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夷洲和亶洲，令吴国的势力得以扩张到海外，那么此举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岂是掳掠一些人口可以比拟的？

简言之，孙权的目的，绝非掳掠人口，而是经略海外。

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去探索未知，属于几千年中国文化中罕有的一种冒险精神；往深处说，这就是利用和控制海洋，是拓展国家势力范围的一种战略思维，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也是极其罕见的，可谓远远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

在几乎没有人重视海洋的古代，孙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探险精神和“海权思想”的皇帝。

虽然孙权此举与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没有人能否认，其经略海外的战略思维的确是非常超前的。尤其是到了今天，当我们置身于“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再来看孙权对夷洲（今台湾省）的发现和经略，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是怎么说都不为过。

当卫温和诸葛直的舰队终于穿越海峡，抵达夷洲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通过三国末年吴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后人才得以一窥端倪。该书称：

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

夷洲在临海郡（治今浙江临海市）东南两千里。此地冬无霜雪，草木常绿。这里有很多山，众多夷人居住在此。这些夷人分成了不同部落，拥有各自的土地和百姓。这里的男人削发、穿耳洞，女人不穿耳洞。他们的房子没有围墙，只以荆棘作为藩篱相互区隔。此处土地肥沃，五谷丰饶，海产也很丰富。夷人没有男女之防，一大家子都睡在大通铺上。

此外，沈莹还记载了许多夷洲的特异民俗，如“凿齿”之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而台湾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时期，仍有此风；又如“猎头”之俗：部落勇士“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在历史上，台湾原住民也长期保持着这种风俗。

很显然，无论是从地理方位、自然气候，还是从物产资源、风俗民情来看，夷洲正是今日我国的台湾地区。所以，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之一，沈莹也可以称作最早研究台湾的学者。遗憾的是，此书早已散佚，只有部分记载因被《太平御览》摘录而保存了下来。

卫温和诸葛直率部登陆夷洲后，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一年，其间自然是与当地部落发生了战斗。不过，具体经过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陆逊和全琮之前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吴军将士因水土不服，且感染瘟疫，纷纷死亡，“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资治通鉴·魏纪四》），一万人最后只剩下一千多人。

卫温和诸葛直撑不下去，只好带着战斗中俘获的数千夷人，于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二月回到了大陆。

孙权见二人未能完成“经略海外”的使命，且损兵折将，他极为愤怒，将二人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斩杀了。

虽然此次的海上经略无功而返，孙权也终究未能将夷洲纳入吴国的版图，但却开辟了大陆与夷洲之间的海上交通，扩大了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并使稍后的沈莹得以通过来到大陆的夷人获取诸多关于夷洲的第一手资料，从而留下《临海水土志》这样宝贵的著作。

可以说，孙权经略海外的这个壮举，相当于是在用行动向后世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孙权此举，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积极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