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

《四书集注》注文中的教育观点加以汇集归类，可以清楚地呈现出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其要点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第一，“学以明伦”的教育宗旨。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阐发了理学的教育宗旨:“学以明伦”。《孟子集注》《滕文公·滕文公问国章》注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同书《离娄》篇注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称:“明，则有以识其理也”，“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伦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明人伦”。这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根本观点。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开宗明义就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列为“五教之目”，反复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成为理学教育的一大特色。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论述了小学与大学不同的教育目的和内容，“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至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尽管“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有所区别，但教育的终极目的，仍然是围绕着“明人伦”这个总纲领，“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明人伦”就是通过穷理和践履以明暸并恪守各人的“性分所固有”，“职分所当为”，以“各尽其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第二，培养“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

朱熹根据《论语》论述了“成人”的标准和培养问题。《论语集注》中《宪问》篇注云:“成人，犹言全人。”“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尽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就是通过穷理，养心、力行，泛应等自我修养，再加上礼乐的节制和规范，内外交养，达到‘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就可以成为‘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了。

培养‘成人’是朱熹理学教育的现实目标，但“成人”还不是最高理想目标，“非其至者”，最高理想目标则是圣人，“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之尽人道，不足以语此。”

朱熹将理学家所追慕的理想人格和现实培养目标加以区分，着力为实现现实培养目标而努力。《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注论述了圣人之德和贤人之学。他说:“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就是说，圣人是天生的，是“所性而有”的。贤人是通过学习，由人力培养，“由教而入”的。圣人之德有天具之“诚”，能全知全明，是“自诚明”;贤人之学“由教而入”，先至于“明”，最后也可达到“诚”，是“自明诚”。圣人之德与贤人之学是有区别的，但又不是不可逾越的，非“自诚明”者，通过内外交养的功夫，也可以“自明诚”。

第三，追求“孔颜乐处”、“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和“圣贤气象”是理学家极力推崇和大肆渲染的精神追求。朱熹继周敦颐、二程之后，也着力提倡。《论语·述而》孔子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谓孔子之乐。《论语·雍也》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谓颜子之乐。周敦颐首次将两者揉和为一，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并常令二程思索“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朱熹在《论语集注》注释这两章时，引周、程之意，提出:“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鼓励学者“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就是要追求一种自我超越和规范顺应，而能安贫乐道，以苦为乐的精神境界。

人的价值体现在人伦关系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孝顺父母，慈爱兄弟，守信朋友，教育的第一要义是学会做人，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行有余力才学文。其次所谓的教育结果成人是要德才兼备的，人是要有安贫乐道的精神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