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挑战不可能-李昌钰的鉴识人生》读后感）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清官情节，而所谓的清官首先就要头脑清醒、善于推断，在著名的《曹刿论战》里，曹刿就主张鲁庄公以英明断讼（“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来号召百姓为自己一战，曾写入小学课本的“西门豹治邺”故事里，也将西门豹智斗巫婆神汉，戳穿、惩戒当地土豪劣绅假借为河神娶亲强取豪夺的事迹列为重要功绩，到了唐宋以后，更是系统发掘整理编排了狄公断案、包公断案等一系列戏曲演习小说，塑造了狄仁杰、包拯等一个个鲜活有肉、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至今仍在影视戏曲领域戏说、翻拍、改编、续集、前传个不亦说乎。
撇开史册记载不提，仅就戏曲演义的表现而言，清官断案主要依靠两种途径，第一是逻辑推理，通过对物证人证的反复推理思考，再三斟酌，找出其中的疑点荒谬之处，再结合实地访查、调研取证，最终查明真凶，还当事者清白。大多数清官断案故事都是这个套路，看了星爷的《九品芝麻官》、《审死官》，别的其实都可以忽略跳过了。第二是线人（卧底、朝阳群众）告密，也就是警方派出去的眼线或犯罪集团内部人，由于矛盾纠纷、良心发现或立功等原因，检举揭发犯罪行径，最终恶人受惩、善人得报。这方面题材的故事也不少，《无间道》三部曲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实践中，单独依靠某一个途径的比较少，更多的是两者并用、里应外合，这样才能达到多快好省、挂牌限期破案的效果。
然而不足为外人道的是，还有相当一批案子是上述两种途径破获不了的，不少犯罪案件不仅缺少目击者，物证人证也及其缺乏，嫌疑人也拒绝认罪或者根本找不到嫌疑人，那么该如何破（断）呢？
按照现代刑法的精神，案件缺乏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的，应该无罪释放或继续侦查，但现实中即使是现代社会，迫于公众或上级的限期破案压力，警方能逮到嫌疑人都如同抓到救命稻草，怎舍得放手？更何况在启蒙未开、愚昧落后的古代，刑讯逼供是必然也是普遍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律》仍然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意思是先对案情进行反复的询问推究，如果犯罪嫌疑人最后仍不认罪可以杖责六十，而且按照唐律，逼供杖责的次数不能超过罪犯原本应该判处的刑罚次数，而且杖责应该留有间隙空歇，不能一个劲打下去把人打死打残，这相对于同时期的中世纪欧洲、阿拉伯，还有此后的元明清，已经是相当开明先进，在中外刑罚史中，类似冤屈连坐、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案例，可谓是罄竹难书、数不胜数！
现代刑事科学的一丝曙光出现于中国南宋，宋慈这个已经随着同名电视剧的播放而家喻户晓的代表性人物写出了世界法医史上现存第一部系统性代表著作《洗冤集录》，他自进士及第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和经略安抚使等职，多次主管刑狱，经验丰富。认为“每狱情之失，多起于发源之差；定验之误，皆源于历试之浅”。遂“博集自《内恕录》以下数家之说，荟萃厘正，复增以己见，汇而成编”。《洗冤集录》这本书由检验总说、验伤、验尸、辨伤、检骨等53项内容所组成；并对犯罪、犯罪侦察、保辜等有关断案、法吏检验格式程序等亦详加论述。书中内容丰富，见解精湛，虽间有论析欠当之处，但绝大部分内容源于实践经验，是中国较早、较完整的法医学专书。后世诸法医著作多以本书为蓝本，或加注释，或予以增补，并对世界法医学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曾先后译成荷兰、英、法、德等国文字。
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义务教育知识的普及，犯罪分子也随着变得越来越狡猾，各种高科技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个别操守不严的警情人员也在因各种原因沦为犯罪分子后，运用多年积累的情报（刑侦）经验反侦查，导致刑事凶杀案猛涨的同时，破案率一直在低谷徘徊，美国司法部统计，美国平均每年有37%的凶杀案没破获，这也就意味着仅仅在美国一年都有五六千件凶杀案未能破案。传统的脑筋急转弯式的逻辑推理破案方式越加不能满足刑侦工作需要，简陋粗放的刑事现场鉴识方法也越来越无法应对变化多端的作案手法，刑事侦查大变革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年轻的李昌钰投身于刑侦鉴识科学界。此前他刚从美国纽约大学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诺贝尔奖获得者奥乔瓦博士和他的姐姐李小枫都希望他从事生化研究工作，毕业后许多美国名校，如哈佛、伯克利都向他发出了聘书，但是他最终还是走上了鉴识科学这条路。
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正是生物化学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新时代，DNA图谱及各种新型DNA检测技术的不断涌现，在1984年英国的杰佛里斯爵士成功将DNA技术用于法庭以后，DNA技术给法庭科学带来了革命性的颠覆。DNA证据常被认为是证据之王，除了同卵同精双胞胎外，每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DNA，这使得DNA技术在个人识别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随着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的面世，对极微量的DNA也能进行准确的复制而得出检测结果，正是在DNA技术的指导和帮助下，李昌钰博士依靠从遗留在垃圾袋的鸡骨中提取的少量DNA,破获了沉寂14年之久的“帕拉丁雪夜大屠杀案”，将两位杀人罪犯送进监狱。
当然，警察破案并不是只依靠技术，否则的话科学家就可以取代警察角色了，检测技术主要是用于案发现场和有关物证的检验，如果案发现场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或者收集的物证材料不足，再好的技术也运用不了，这就需要刑侦人员在勘查现场和收集证据时一定要足够细心、耐心，做到锱铢必较、滴水不漏，李昌钰博士也归纳了七种寻找证据的简单方法—站着看、弯腰看、腰弯深一点看、蹲着看、跪着看、坐着看、各种方法综合起来看。听起来似乎很老套、很粗浅，然而也正是采取这种方法，李博士成功破获了震惊全美、公认棘手的“碎木机杀人案”，该案的男主角和犯罪嫌疑人是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现飞行员，也是当地警局的兼职警察，女主是位空姐，案子是从女主的朋友报警称女主失踪开始，虽然迹象都显示女主的失踪跟男主有关，但是却始终未能找到女主本人或尸体，真正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按照当时美国司法界的通行做法，警察发现尸首是证明杀人案发生的必备证据，如果没有尸首警方甚至就可以不将此作为凶杀案，女主朋友辗转找到李昌钰所在的康州警方请他帮忙，李昌钰推掉了圣诞节假期，和重案组的12名侦探一起，对有关涉案现场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搜查取证，虽然找到几滴疑似血液痕迹，但是仍然没能发现尸体，最后在有关目击者的帮助下，警方将嫌疑区域锁定在约尔拉湖，经过几个月的持续努力，警方在约尔拉湖边发现了根头发、69块小的人骨碎片、6滴人血、一块被截短的人颅骨、一小节人指、一片指甲和一小片趾甲，加起来共三盎司人体组织，现在，李昌钰团队终于有充足的证据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了。
李昌钰自1960年从台湾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起初在台北警察局担任警官，那个时代，刑侦技术很不发达，物证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侦查案件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目击证人，对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有罪陈述也比较常见。而事实上，目击证人可能因各种原因撒谎，也可能存在观察、记忆方面的偏差，而刑讯逼供这种非人道的做法不仅可能诬陷无辜者，而且违背基本伦理，从那个时候李博士就开始对物证感兴趣，在五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李博士最感兴趣的地方永远是现场，以及一切可能寻找到案件相关物证的地方，而不会先将时间放在与受害人家属、目击证人、犯罪嫌疑人的交谈上，在他的字典里，物证就是最可靠的证人，它没有记忆问题，没有隐秘意图，也没有语言障碍，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当然，在真假难辨的证词和复杂的犯罪现场里，如何寻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线索，这也是考验每一个刑侦人员的难题，你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运用科学知识、缜密的逻辑推理，利用团队的力量来破解其中的奥秘。然而，迎接挑战的乐趣也正在于此，不是吗？
1979年，李博士接受州长邀请担任康州警察法庭科学实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的时候，物证鉴定技术还不怎么发达，实验室也不受重视，主要工作人员由资深警员组成，能够从事科学检测的人寥寥无几，什么文书专家眼睛看不见、血液专家看见红色东西就发抖啊之类的奇谈怪事都给李博士给碰上了，但是李博士坚信方法总比困难多，文书专家虽然眼睛不好，但是听觉灵敏，就训练他做声纹鉴定，见不得血的血液专家，经过数月心理训练，也能胜任血迹检验了，后来，李博士又聘请了很多年轻的、具备专业技能的科学家，最终把康州实验室建成了美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法庭科学实验室。
与传说中不食人间烟火、料事如神的狄公包公比较起来，李昌钰博士这样的警探显得人情味了许多，然而也正是这样富有人气和人情味的警探才应该也将成为我们社会刑侦界的主流，正如李博士所言，他曾经穷困，为生计而日夜奔波操劳，但他从没有为名利、权势而放弃自己一直追求的梦想，这也正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所应该深深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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