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的历史”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话琴挑。
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大量的戏剧、小说演绎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说明此类故事塑造的卓文君的形象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热烈追捧。但是，这些演绎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使得相如“琴挑”文君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神话也是一种对历史解读的方法，不过它是一种极端的解读。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遭到了两方面的指责：一是相如“琴挑”文君是“窃妻”，二是文君受金是司马相如“窃赀”。
齐、梁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纵论古今文人之短时也提出司马相如“窃妻”之论：“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
宋人对司马相如批评最激烈的是苏轼。他在《东坡志林》卷四说：“司马相如归蜀，临卭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尔。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所谓小人也哉！”
苏轼痛骂司马相如为谄媚小人！并且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视临邛县令王吉邀请他赴卓氏之宴是“率钱之会”。《说文解字》释“率”：“率，捕鸟毕也，象丝罔，上下其竿柄也。”所以，“率”可以讲为“聚集”、“聚敛”。“率钱”即聚钱，“率钱之会”即敛钱之宴。苏轼认为这次赴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敛钱之宴。苏轼尽管在文中怒斥王吉，但司马相如是这次敛钱的元凶。苏轼是第一位将司马相如“窃妻”与“窃赀”两项罪名放在一篇短文中大加挞伐的文人。
为什么这些远离了历史真实的故事能够如此受到追捧？
因为现实需要偶像。现实并不完美，现实本身具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弥补了现实的不足。比如说现实中的爱情与婚姻存在着太多的不足，因此人们特别需要有爱情与婚姻的偶像。
“文君夜奔”的多义性更加丰富：第一，浓烈的自由爱情与自由婚姻；第二，不以贫富论婚姻；第三，才子与佳人的完美结合；第四，女儿的慧眼与父亲婚恋观的冲突等等。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作为一对艺术偶像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尽管这种理想只是一种神话，但是这种神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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