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共来广州5次。
第一次，2015年，跟两个同事出国旅游途经广州，那年表弟刚好工作也定在广州，两人高兴会师，吃了顿饭。
第二次，2017年，来广州面签，顺利拿到美国十年签。
第三次，2018年……
第四次和第五次，2019年，都是来学习的。
周围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都知道，只要提到一个人，我一定会掉眼泪。这个人，就是我父亲。2018年到广州，是跟父亲一起的……
去年6月，父亲的病情到了二线化疗也没用的地步，第一医院已经无计可施。但医生还是建议我们去北上广问看看，是否有新方案或者新药临床实验。我是执业药师，我明白新药临床的意思，首先说明这个病已经没有现成的药可救了，其次参与临床实验，可能会被分配到非用药组。
可我不想放弃希望，哪怕一丝丝我都想去试。于是在第一医院医生给的名单里，我选了中山肿院的徐院长。可是，名医预约哪有那么容易，网上的预约不出意料地全满了。抱一线希望，我让表弟问问他们单位领导，表弟很给力地帮我拿到了号，虽然是增补的，也算能看上病。
我跟父亲说约上的时候，他很高兴，连动作也雀跃了好几分。我很少看父亲这样，一步并作两步上前，检查要带去广州的东西。早先，我跟他说了要去广州找医生的想法，他已经在想带什么特产了。我看到了一个求生意志极其强烈的人面对曙光的心情，可是，我内心难过得无法形容，看到他这样，充满期待的样子，我心软得说不出话来。
6月24号，跟领导请完假后，我便带着父亲踏上了去广州的动车。那时候广州厦门直达动车车次很少，我们从深圳转，为了让父亲舒服一点，往返全程4段，都买了一等座。不过，我还是粗心地上错车厢，让父亲多折腾了一番，转车也是折腾了一番。不是矫情，癌症病人晚期时，因为进食少营养跟不上，加上疾病折磨，体力很差，哪怕多走一小段路，父亲都会就累得气喘。
当天晚上，表弟在附近找了一家餐厅请我们吃饭，父亲没什么胃口，吃了几口就不吃了。他说怕吃多了想吐（肝脏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肝功能严重受损，已经无法运化食物）。吃完饭，父亲说想走一走，我和表弟便陪着他慢慢走回招待所，我故意放慢脚步走在后面，拍了一张表弟和父亲的背影。父亲这个时候瘦了很多，106斤左右。驼着背，一边比划着跟表弟说什么。父亲最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偷拍他，在公交车上，在医院里，在动车上……基本都是他低头睡觉的时候。那几个月，给父亲拍的照片估计比前面30几年加起来的还多。可能我也有预感，如果现在不拍，也许以后永远没有机会了吧。
25号是就诊的日子，表弟一早请了假陪我们检查。因为号数最后一个，专家门诊前的人密密麻麻，我们只能站着等。父亲自己找了个位置坐着，把他那个绿色的小袋子枕在脑袋下，就这样一直趴在椅背上。看到他这样虚弱，我的眼泪又忍不住夺眶而出，这一趟就诊，他体力已经很弱了，大部分靠意志力支撑的。表弟看我这样，连忙说：别哭了，等会儿被舅公看到，他也会难过。我便紧紧咬住嘴唇，生生地把眼泪逼了回去。
轮到我们了，医生问了父亲几句便让他出去外面等着了。院长说没有新的治疗方案，一二线没效果不需要再去试了，艾坦接着吃等效果。父亲对艾坦的反应非常大，基本没法按时吃，所以能有什么效果呢。我很悲痛，很茫然，又很无助，感觉山穷水尽了。
父亲的病情我们一直是部分隐瞒的，聪明如他，应该也猜到了。所以，当我告诉他院长让我们继续吃现在的药时，他情绪看不出什么变化，我想他应该已经知道自己的状况了。
在回家的动车上，我们父女都很沉默。我假装拿本书在看，眼睛不时地观察他。看着他两眼无神地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赶紧把头埋到书里。过了一会儿，也许是看累了，父亲便把耳机戴上，低着头开始睡觉。我望着他的睡颜，压抑着哭声，一路到了深圳
回程的情景让我印象更深刻，因为父亲精神明显更颓了，来的时候带着希望，回去的时候，支撑他的希望被抽走了，所以父亲显得更疲惫了。好几次他跟不上我的脚步，到深圳候车室门口时，我让他先坐在就近的椅子上，等我把几号候车室确定好了回来接他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靠在候车室椅子上疲惫闭着眼睛休息的场景，黝黑的脸庞，瘦小的身躯。外面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候车室，明明这个世界这么美好，明明阳光这么灿烂有活力，可是，我却仿佛看到一簇虚弱的烛火，在暗黑的世界里奄奄一息，偶尔挣扎着跳动一下。而那么羸弱的生命气息，是我父亲的，那个生我养我，把我们姐弟四人从海拔几千米的大山里拉到大城市，又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的人。父亲对我们的生养育之恩有多重，我此刻的心就有多不甘：为什么偏偏是他啊，他做了那么多好事，帮了那么多人啊！
回家后，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2个月后离开了我们。他离开的时候身上很黄，很瘦，还插着引流管，每每想到这里，我就心痛得不能自已。
我经常在想对一个人最好的悼念方式是什么？眼泪吗？不是，是传承！传承他的好品质，用力活出生命的精彩，才不会辜负辛苦把你带到这个世界，又辛苦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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