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这个话题,中国人向来是有点回避甚至忌讳的。生死教育,是我们所有汉文化教育下的人们所缺失的一课。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如果无意中说了“死”字,就会被大人逼着说:“呸呸呸,赶快跺三下脚/敲敲桌子”,以解晦气。
根据各地风俗不同,可能还有更多种赶走晦气的方法。从小我们就被种下这样的认知,谈论死亡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人到中年,我们似乎更忌讳这个话题了。
当年幼的孩子向我们问起已经逝去的亲人,或者意外早夭的伙伴时,我们能否冷静地直面问题,为孩子解答死亡这件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的教育经历里,似乎从没有上过这一课。
直到最近我看了一部日本纪录片《临终笔记》。销售人员出身、在同一间化学公司打拼了40年多年的砂田先生,67岁退休(日本人真的是拼命三郎啊),正准备享受悠闲自在的生活时,被诊断出胃癌末期,正式进入人生倒计时。经过短暂的震惊和痛苦之后,砂田先生开始了自己迎接死亡的准备,女儿也拿起了摄像机,记录这份充满了温情和希望的“终活笔记”(国内翻译为《临终笔记》)。
“终活”是近来在日本中老年人中兴起的一股风潮,指的是趁健在时事先为自己安排好身后事,用正面心态面对死亡。简单来说,“终活”类似于遗书,但比遗书轻松,不具法律效力,只是写给家人的叮咛。不论是遗照挑选、告别式规划、遗产分配等相关事项,都由自己预先准备,为人生画下最美的句点。
在得知患癌之后,砂田先生去造访神父,希望能够在宗教中找到心灵的平静。砂田先生向神父反省自己,可能正是因为高强度和大压力的生活,才导致了自己健康的崩溃。第二件事,就是陪着来日本度假的孙女一起玩耍。
砂田先生的大儿子在美国生活,第三个女儿刚刚出生,砂田先生答应半年后去美国看望最小的孙女。也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撑着他积极接受治疗,乐观面对生活。
砂田先生开始为自己的葬礼做筹备工作,包括勘查葬礼场地、制定参加葬礼人员的名单,甚至制定葬礼花费的预算等等。勘察葬礼教堂时,砂田说:“我上一次和妻子一起勘察场地,还是为了准备我们的婚礼。”他说:作为一个什么事情都能够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我的死亡安排,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大工程。
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先是吃惊,继而感动的,是砂田先生家人的态度。除了在生活方面给予砂田先生更细致的照顾之外,他们之间日常的相处,完全没有把砂田先生当作一个“将死之人”来看待。像之前的每一天那样,他们会聊聊日常生活,聊聊美食、旅游,甚至像谈论起“今天的天气如何”一样,聊聊砂田先生的病情,以及葬礼上的人员名单,互相再开个玩笑。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有过分积极或者故意煽情,但却让人感受到慢慢的爱和温馨。
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砂田:我觉得葬礼越简单越好。
母亲:听上去不错。
砂田:要是你和我能在同一天去世……
母亲:听上去不错。
母子二人一起笑了起来。
被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看待,可能是许多患癌病人最“奢侈”的愿望吧。家人的爱和积极态度,并不足以阻挡病魔的侵袭。
到了圣诞前夕,砂田先生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没有治疗必要的地步,但是,就连医生都吃惊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会这么好。家人决定,让远在美国的儿子回到日本,一起过圣诞。全家人一起说笑,一起开心地拍摄全家福。砂田先生因为不能履行到美国的承诺而向孙女道歉:谢谢你能来,我知道这次旅行很突然,你一定很辛苦吧,我很抱歉,本来应该我去美国看你们的。一切都像过去的每一天那样平静,就像以后还有无数个这样的一天一样。甚至在病情恶化之后,他还能够在跟老友的告别电话里开玩笑:我现在都是贺卡和葬礼邀请卡一起写呢。在过完圣诞节的第二天,砂田先生就因为病情加重而住院了,大儿子在病床边跟他核对着葬礼的名单。砂田先生一再地嘱咐他:要跟亲朋好友说,什么都不要准备,这就是一个简单而安静的聚会,能来就来,不能来也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砂田先生仍然过得井井有条。首先,小女儿给他进行了洗礼仪式,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接下来,他给自己94岁高龄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谢谢她的一切,也很抱歉自己比母亲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弥留之际,他拉着妻子的手,第一次对她说出了“我爱你”,妻子也温柔地回应:“你知道,我也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最后,砂田先生带着亲人们的爱,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亲人们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为他举办了一个朴素而温暖的葬礼,每一个真心爱着他的亲人和朋友,都会一直记得他。能够始终保持温柔、体面地跟这个世界作别,是多么令人敬佩的一件事情。能够陪伴着、支持着亲人以如此体面地方式告别这个事件,也是一件需要练习的事情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告别,无论是告别一段友谊,告别一段爱情,或者是,告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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