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有一位无名老人，他只会一个手艺活：做酒酿。他只会一句话：卖——甜酒酿哎！
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常骑着电动车带我在夏天的傍晚四处走走，很多记忆都模糊了，倒是那个叫卖声一直记得。老人会骑着一辆嘎吱作响的自行车，车头会挂着一个白色大喇叭，喇叭里循环放着他的叫卖声，“卖——甜酒酿哎”，拖音曲三拐四，韵味无穷，透出浓浓的沧桑感，后座挂着一只大铁箱，箱子上面系着一个大勺。他是个很神秘的人，没人能说出在哪里能买到他的酒酿，他走到哪，卖到哪。
妈妈也爱老人的酒酿，每次在街头小巷里只是听到模糊的叫卖声，她就兴奋地像个孩子一样赶紧掉头去找声音在哪，四五岁的我还故作成熟笑话她，妈妈只是温柔地晃着头说，“我告诉你喏，这是妈妈小时候的记忆”，我似懂非懂地探头看着老人身后的铁箱子。他没转头好像就知道我们在找他，他慢慢停下车子，一蹬脚一抹手，一揭铁盖，酒味四溢，那股天然的香甜味儿混着夏天的泥土味，很好闻。
“给阿拉来四碗！”
“好嘞，两块一碗，四碗八块。”
老人拎起铁勺娴熟地从铁箱里捞了四勺酒酿。
“今捏酒糟危险甜！”
他见我满脸疑惑，费劲地咧着大牙用普通话重复了一遍，“就是，很，甜！”
我站在老人身边，他身上的酒酿味儿很香。我不禁抬头偷瞄老人，国字脸，酒糟鼻，笑起来能看到参差不齐的下排牙，高高瘦瘦的，即使穿着粗布麻衣也像个稻草架子，夏天傍晚的风轻轻一吹就能把他吹倒似的。老人的身上总是挂着一块磨破皮的灰围裙，每次下车前都把手在上面抹一抹，像是一种对酒酿的敬意。我又低头看着塑料袋里的酒酿，白得发亮，即使是没有太多光的小巷子里也能清晰看到米粒的纹路，一颗一颗糯米像白玉石，饱满圆润，咬一口就无法忘怀。他递给我们酒酿以后，一脚踩上自行车，嘎吱嘎吱地伴着喇叭里的叫卖声远去了，也不知道下一个买酒酿的人会在哪条巷子里遇到他。
后来，我上小学，上初中，只要一写完作业就会惦记着在夏夜里来一碗冰凉的酒酿。老人似乎知道我心思，好似有意会在路过我家楼下的时候停住脚步，放大喇叭的声响，一遍一遍的叫卖声冥冥之中成了我们之间的暗号，老人等我去买他的酒酿。我会准备好硬币下楼去买一两碗，老人不懂什么电子产品，所以只收现金，因此也错过不少生意，但老人性情倔强又洒脱，他不听那些让他用电子付款的建议，“买得了，是缘分，买不了能遇到，也是缘分。”
不知不觉里，这酒酿也成了我的童年记忆。立夏前，老人会带着一顶灰帽子卖酒酿，立夏以后，就摘下帽子卖酒酿。秋天到了，会在酒酿里放新鲜的桂花，冬天就默默消失在这座城市里，妈妈和我解释说，他要冬眠。老人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穿梭在金华的大街小巷里，已经成为了我们本地无数大人小孩的记忆，也许是在熙熙攘攘的婺州江边，也许在我家楼下的旌孝街，也许会在遥远的东关菜场，老人总是来去无影，就靠着一只喇叭和一辆嘎吱嘎吱的自行车走过了三四十个春夏秋冬。
今年疫情，我一直待在金华，已经很久没再吃过老人的酒酿了，不知什么原因，立夏过了还是遇不到他。我总是愣愣地躇在客厅的窗边，眼睛一直停留在日落的方向，以往这样黄昏的时候，也总是能等到那一句远处从喇叭里传来的吆喝声，如今却是愈来愈嘈杂刺耳的车声和愈来愈高的楼，我只好安慰自己应该是错过了时间。
这段时间旌孝街里也全是议论老人的声音。卖饼的大妈说他回湖南的老家了，卖烟的大叔说他儿子带他去南下养老了，也有的说他死了。久而久之，整个街道的人们都会在饭歇茶息时讨论老人去哪了，时而叹息，时而摇头，时而一笑。我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又下意识地加快脚步。
终于在这个燥热的夏夜傍晚，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喇叭声。在古子城转角橘黄色的路灯下，那个熟悉的自行车和高高瘦瘦的身影，轮廓都在闪着亮光。我抑制不住兴奋地向着喇叭声奔去，但又迷茫地停在了他面前——
是一样的吆喝声，但不是那个老人。
我强压着心里的失望，笑着向眼前这个年轻人要了一碗酒酿。他也是国字脸，高高瘦瘦的骨架子，只是拎起铁勺时小心翼翼的，扎塑料袋的动作略显生疏，身上的围裙也是崭新的米色，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折损的痕迹。他的身上有那股熟悉的酒酿香，但又有点不同。我紧忙掏口袋找硬币，这个年轻小伙子用下巴指了指喇叭边上的收款码，“三块五”。
我有些自责，一直记得酒酿的香，却不曾记得老人也老了，甚至连他的姓也不知道。但那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和慢悠悠的吆喝声已经被新的人替代，老金华也被新的城区替代，一切都显得陌生而又熟悉。
我拎着手里的酒酿慢慢走回家，背后的吆喝声也渐渐沉没在马路的车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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