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滑洋
编辑 | 了不得
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苏州的周女士前往上海的敬老院看望姑父，可到达敬老院后她却被告知：
姑父已经去世了9年之久，而骨灰和遗物也不知去向。
据周女士的说法，2005年开始姑父张祖良自行决定长住敬老院，由于姑妈和姑父是近亲结婚，两人没有孩子，姑妈随自己住在苏州。
起初，周女士也会去探望姑父。后来姑妈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便没有再去养老院看过丈夫。而周女士也因为身体等原因，十年没有再来过敬老院。
直到最近，姑妈希望能和丈夫团聚，才得知丈夫早已离世。
张祖良老人当初独居在邬桥社区，长期无人照顾，由当地居委会出面送他去敬老院。
老人的亲人，只在十年中看望过一次老人。
这让我想起在日本时常会出现“孤独死”的报道。所谓“孤独死”，是指在长期独居人士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去，简而言之，就是死的时候身边没有旁人。
孤独，并不只是日本人的困境，我们也一样。
但在探讨“孤独死”的问题上，媒体报道呈现的价值观如此一致，不禁让我心生疑惑：
和他人有社交的生活才算是正常的生活吗？想一个人过日子，就不正常吗？
人死的时候必须要儿孙满堂围在身边才能死吗？一个人默默死去很丢人吗？
生死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类在对死亡的思索上发展出了文明。
生活在不同层面上的人对死亡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人生的悲欢离合我们掌握不了。即使遇有过美满伴侣的人，到死的时候可能也还是一个人。
日本诗人茨木则子生于1926年。日本战败的那年，她十九岁。
当时茨木则子在护士学校学习，东京遭遇空袭以后，她作为医护人员参与过救援。
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子，亲眼目睹了轰炸后的惨状。在明媚青春的衬托下，战争的残酷与荒谬显得格外刺眼。
二十三岁，茨木则子与医生三浦安信结婚。两人专业相关，兴趣相投。两人不仅是生活伴侣，也是最理解对方的人，可以说是一对琴瑟合璧的佳偶。
结婚二十五年后，丈夫因病去世。
由于两人间并未生育子女，茨木则子开始了独居生活。每天做家务，写作，阅读，有时外出活动。
茨木则子曾说，希望清静生活，写作到死。
这样理想的独居生活持续了三十年。2006年2月的某天，她侄子去看望她，发现她倒在书桌前，面前铺着稿纸，手中还握着一支钢笔。
经医生检查，她已去世多日。
诗人茨木则子，孤独死，享年七十九岁。这是她理想的死法。有什么不好吗？
茨木则子生前早已准备好的遗书中表示，她的愿望是死后不举办葬礼和追悼会，也不需要供奉鲜花和吊唁品。
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上野千鹤子，曾写过两本关于独身人士晚年生活的随笔。
由于上野教授本人终身未婚未育，她给独身人士的建议建立在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思考上，更具现实意义。
谈到“孤独死”问题，上野教授分析了2004年东京都发现的3000余件“孤独死”案例，指出把“孤独”和“死”并没有实质的关联。
“孤独死”是媒体造出来的词，听上去很恐怖。但只是因为死的时候身边无人，就推测死者生前很孤独，然后自说自话地同情起他来，真是毫无道理。
上野教授说就他个人而言，倒不如说孤独死是一种理想的死法。
孤独有低级的孤独和高级的孤独之分，后者是人主动选择的孤独，它让人远离庸俗。
人活一辈子，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既然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不必把外人的眼光放在心上。
人什么时候会死谁也说不清。但如果说因为害怕一个人死，就勉强自己和相处不愉快的人交往，憋屈地活，则完全没必要。
在大家的围观下死去，看上去是个“大团圆”结局，却也不见得是最好的死法。
说到底，死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人去做的，是每个人必然的结局。
“孤独死”之所以让人恐惧，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因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我是不是到死都会那么孤独”。
反之，死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人，和他是否活出了丰富的人生也没有绝对的关联。
在集体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孤独”注定是一个贬义词。
但今天的人们应该有自己选择生活的自由，包括有选择孤独的自由。
与其抹杀自己的思想，苟且依附于某个自己并不认同的团体，倒不如仔细品尝自己的孤独感，珍惜活着的每时每刻。
END
咨询师简介：滑洋，大成心灵学院创始人，中国海普斯诺动力催眠学院催眠师，资深心理咨询师，国际认证临床催眠治疗师，亲子关系PET教练，亲子沟通培训导师，《青少年学能提升训练》教材编委成员，广州公益心理咨询巡回导师，长期接受个人体验与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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