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直销之神

1990年11月14日雅芳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正式以传销申请注册的公司，注册地为广州。此后，各种名目的传销公司遍地开花。

十多年后的某一天，在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这个“幸福”的接力棒传到了我的母亲手里，从此开始了她永不停歇的“致富”之路。

九月的某一天，教师节前，那一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那一天却又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母亲去给钟局长送饼；一件是母亲的一个学生来探望母亲。

这两件看似不起眼的事情改变了母亲一生的轨迹。

我外公外婆的家乡，有一种特产，是一种外表长着绿毛的饼，很多层，很好吃，我们一家人都很爱吃。

中秋节的时候，有亲戚从家乡带来了这种饼，这一次带得多，外公建议母亲说，要不，给钟局长送一点儿过去……

钟局长是从母亲的学校升去做了教育局的副局长，钟局长的家属潘老师跟母亲是大学同学，也同是语文组的同事，按说，本应该比别人亲厚才对，但其实没有。

母亲的文人气节让她自矜，约束她做不到向领导、甚至领导的夫人献媚，逢年过节其他老师上赶着给钟局长送礼的时候，母亲会紧绷了嘴唇，焦虑而沉默。

钟局长自从做了局长之后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跟在学校里壮志难筹的情况不同，进入教育管理系统之后，钟局长展示了他与众不同的营销和管理才能，连年为教育系统拉赞助、搞项目、搞创收……风风火火，风生水起。

钟局长的家再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导主任的家了，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大家都在说，钟局长今年可能会被扶正，或者会升调到市里去。

今年，很有可能是钟局长家最后一年住在这个中学的家属楼里了。外公的送礼建议适时而贴切。

谁也不知道送礼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母亲高兴地去，神情低靡地回来，眼皮微肿，任谁问都沉默不语。

那包饼居然也随着母亲一起回来了，我悄悄地打开包装，惊讶地发现里面只有1又3/4个饼是完好的，其他的居然都碎成渣渣了。

我拈起那个有点儿残缺的饼，正要往嘴里送，头上就被母亲狠狠地拍了一下，整张脸都被拍进了饼渣里，狼狈极了。

我顶着一张碎饼渣的脸，没有形象地咧嘴大哭，外公外婆急忙过来劝慰。

母亲疾言厉色地呵斥我：“谁教的你这么没有规矩？居然偷吃东西！”

外婆说：“那饼即然没有送出去，孩子吃了就吃了吧……”

话没说完，母亲已经把饼拢成一团，掷进了垃圾桶里。外公外婆相互看了一眼，都没有再说话。

千禧年，我的一家人：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小姨和我，住在一间70多平米的小三居室里。

我的家人们，那时候最喜欢畅想的话题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换了一间大一点大房子，我们该如何如何。

母亲想要一间独立的书房，小姨想要一个漂亮的梳妆台和一个大的衣柜，我想要一间粉色的公主房，外公外婆想要一个大的阳台用来种花种菜，父亲想要一个现代化的厨房……

那时，母亲每天认真努力地工作，她和父亲相互勉励着生活；外公外婆精明地操持着家里的日常；小姨和我也在用心地上学读书——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积极乐观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幸福的假象，都在母亲去送饼的那一天被彻底地打破了。

世界在一点一点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变化，比如从同一所大学毕业，在同一所中学教书的潘老师和我母亲两个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差异，一个已经变成了地位尊贵、家境富裕、保养得当、衣着光鲜的官太太，另一个则变成了虽有很多荣誉，业务精湛但穷困落魄、低人一等的穷教师。

痛苦的母亲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那变化的后面隐着一句话：有钱人才有本事，有钱人才能受人尊重，有钱人才有资格活着。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它逼着母亲去面对，逼着母亲去思考，逼着母亲去改变。

那天下午，来了一位重要的访客：缪浅修。缪同学是母亲的学生，据说已经在南方拥有了很大的产业，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拜访恩师的。

缪同学听说了母亲上午的遭遇后，很快向母亲抛出了橄榄枝，他诚意地邀请母亲弃文经商，因为象母亲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

母亲却犹豫了，毕竟，经商是一个她完全不了解的领域，她一生擅长的，不过是在三尺讲台上绘声绘色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已。

缪同学不以为意，随意地摆手，给我们讲了他初到南方的一段打工的经历：那时他刚进一家汽车贸易公司的法务部，每天帮助公司把那些没有及时付分期款的高档轿车拖回来，和处理来交款的百万、千万富翁的取车事宜。

那些号称有百万、千万身价的大老板们，手上带着三四个大金戒指，脖子上挂着粗粗的金链子，他们趾高气扬地来交款取车，可是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不识字，只好按手印。

一家子听着缪同学的讲诉，皆露出了鄙夷和兴奋的神情，尤其是母亲。

她太需要证明自己了！

在这个价值取向过分单一的时代，怎样证明自己的能力？赚钱。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其他。

母亲经由缪同学的指引，走上了这条千军万马正在奔赴的康庄大道。

从那时候开始，世上少了一位兢兢业业，辛勤耕耘的老师，多了一位追名逐利，专注赚钱的“商人”。

外公外婆一开始极力反对母亲做出如此冲动的决定：抛弃稳定的工作，去做一个向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物质屈服的商人。

然而母亲很快向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如果你曾经在2001年到2004年混过江浙的直销圈，你会听说过一个号称“直销之神”的老师。

她在短短十个月里拉到了九条下线，并且帮助他们每一个人完成了每个月十万元的销售额。

她不懂产品，不懂销售，不懂供应链……她只有一门技术，就是教授她的“学生”相信她，并和她一起发家致富，她成功了！她每个月拿回家里的钱是她做教师工资的五倍。

家里用很快的速度买了第二套房子，外公外婆和小姨搬到了新家里去住。

搬家那天我很高兴，我帮小姨把行李一件一件打包好。新家我们都去看过了，在大阳台上有两张舒适的摇椅，小姨的房间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梳妆台和一个大大的白色的衣柜，那些东西，都是母亲亲手置办的。

一家人在新家里开火做了第一顿饭，父亲做了一桌子的菜，我们等了很久，然而母亲一直没有出现。

事实上，那些年她极少回家，大部分的时间她都消失在不知名的去处，神秘极了。

后来父亲背着睡着的我回到了老房子，不久，母亲回来了，醉醺醺的，一付酒态。

父亲吓了一跳，因为母亲从来滴酒不沾的，母亲却说：“我高兴呀，终于让爸爸妈妈住上新房子了。”

父亲问：“那你去哪儿了？爸妈一直等你，后来二老都没有吃晚饭就去睡了。”

“我跟团队的人一起吃饭，把这个励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呀，他们呀，是需要这样的真实案例才能激发出斗志的，你知道吗……”

我有幸跟随母亲去过她的千人大会场，她一上台，两千多人一起起立，欢呼声象巨浪一样差点儿把舞台掀起。他们齐声喊的是：“文老师！文老师！直销之神！”

文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起了搬家当天她的激动心情，她高兴得居然喝了酒，她兴奋得象个孩子，因为直销事业让她可以做个真正的孝子了！——站在舞台旁边的我傻愣愣地看着那个几乎不认识的母亲，她在说什么我几乎不明白，那天她明明没有回家不是吗？

站在舞台上的她似乎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活在我的生活之外，写作文编故事的人。

我那时不明白直销事业的精髓，当然，现在我也不明白。

当我将我的疑问直率地表达出来的时候，母亲冷不丁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又一次顶着溢得满脸鼻血的脸，狼狈得哇哇大哭，又一次不明所以，无所适从。

是的，母亲的经商之路开始是顺畅的，一帆风顺的，起码看起来至少是那样的。

是的，跟母亲相关的每一段记忆几乎都有痛哭流涕的经历，那些狼狈不堪，丢脸的事情即使在梦里我也无法忘记。

醒来无法入睡的晚上，我拼命地转移注意力，想起了张步凡的叙述。

我好奇的是，那个在张步凡小的时候就教他用手术刀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教一个六岁的孩子使用手术刀，是家传的特殊培训方法，是很早就看出张步凡小朋友的特殊医学天赋？还是出于某种不明的特殊心理状态？

不管是哪一种，我相信，应该跟我的母亲是不同的吧……

后来我屡次约张步凡见面，他总是以医院很忙，正准备手术，正准备查床，正准备开会，正准备就诊……各种理由推搪。

于是我就守在他的医院里，利用我的碎片时间跟他碰头。有一次竟然在手术室外等了他四个多小时，看到疲惫地走出手术室的张步凡，我由衷地表达了钦佩。

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钟，他果断地制止了我即将脱口而出，滔滔不绝的赞誉之辞，领我去了他的办公室。

张步凡的办公室门牌上写着：主任医师。旁边一个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夫，客气地跟步凡打招呼。

张步凡对于我过分明显的崇拜和谄媚的目光，视而不见。张主任的办公室宽大而整洁，透过大窗可见外面的夜景阑珊，足见他在医院的地位颇高。

一本封面印着他正装照片的外国医学杂志摆在茶几上，我翻了翻，全是英文，就搁下了。

步凡换了衣服，经过了几个小时高强度的精密工作，他反倒目光炯炯。他抱歉道：“我这会儿不能离开医院，因为手术后这个病人的情况需要严密观察。”

我点头表示理解。他给我打了咖啡豆，沏了一杯非常好喝的咖啡。我给他讲述了文静的故事，后来，他自己则点燃了一支细细的雪茄烟，断断续续地讲了关于他母亲的故事……

我得事先声明，由于张步凡在谈到他母亲时过于精炼的言辞，和跳跃式的回忆模式，导致我在初听到那些故事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联想和幻觉。

我当然知道，这是强调忠实还原现实事件本身的传记文学的大忌，但是，我还是将最初我的记录呈现给读者。因为真实事件本身过于玄幻，我怕读者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而写作初稿的文字生涩，和逻辑混乱的部分，就请可爱的读者多多见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