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里,如果哪家死了人,哪家有喜事了,家里就会依着习俗凑钱请上一班鼓吹,敲敲打打,拉拉唱唱,或是祭奠躺在棺材里的死者,亦或是祝福新人,总归就是红火。
小时候,一听到有鼓吹,课堂上一个个无精打采的眼神,都忽而轻松了,我们便会慢慢地放下书,佯装着写字的样子,示意着看后门的同学“借道”,偷偷地钻到桌子底下,慢慢挪到教室门口,趁老师不注意,一溜烟儿撒腿跑了,也根本不用顾及谁的感受,只想着鼓吹那儿摆放着各种玩意儿的小贩,哐哐锵锵的敲打声,一声声的都重重地敲击到自己年幼的心里。即使老师不管,可也少不了事后被父亲拎到老师家去赔礼道歉,大概这样的事也就只能发生在那个年代了。可不知是什么时候,鼓吹却成了我们那时放假休息的理由,简直就是跟村子里的大戏相提并论了。有了鼓吹,放假休息半天,就连老师也会随着我们一起去看热闹,听鼓吹,现在想想,似乎这也是村子里和外界接触为数不多的几条路子了。
大队院里旗杆上的喇叭常常叫得响亮,那喇叭时不时就会“噗噗”放上两个屁,接下来就是没人听的书记训话。可对人们而言,唢呐一响,使得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得见,这声音,更能提神,也更接地气儿。
那时候的我们我想肯定比鲁迅先生看社戏的心情还要激动,从钻到课桌下的那一刻起,脑海里仅仅回荡着那种久违的声音,老师黑板上写了什么,又说了些什么,似乎已经跟我没了关系。
在我的眼里,鼓吹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些卖东西的小贩,一张破布,上面琳琅满目的东西,像是神灯一样诱惑着自己。唢呐还在一直响着,招呼着向这里聚拢的人们,可台上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倒是我们这样大的孩子,开心地穿梭在人群里,嬉闹着,嚎叫着,无拘无束。许多功夫,只听那铜锣一响,一时间舞台上走出的男男女女,穿着和村子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衣服,也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夕阳下,金光闪闪,男的引吭高歌,“哈呀”一声亮一嗓子,大概台下的人们太像暑天干裂的黄土,喝彩声像极了甘霖;台上随后出来的女人脱下外套,就像是半秋时地里剥开外面苞皮的玉米,露出来的半截,水嫩水嫩的诱人,不知道夺得了村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多少人的目光。现在想想,那时候鼓吹班的人,果真是走在了时髦的前沿,我们到底是落后的,也是鄙陋的。
农村就是农村,人们所说的迷信的地方,可偏偏又是个不讲究的地方,几根长杆和一块大篷布搭起来的简易戏台,就是鼓吹班一展身手的地方;可村里人又是要“讲究”的,他们认为这接地气的鼓吹,就是不能上村里的大戏台,因为鼓吹就是鼓吹,比不了大戏,难登大雅之堂。生来便与这黄土打交道的农民,更像是与黄土共生的鼓吹,是农活结束后,贴在疼痛处的膏药,大苦中的大乐,死生都与黄土有关的农民,听到的鼓吹,便在结束了一天劳作时,与敲打着铧头发出清脆声的共鸣。
节奏越来越响,天也越来越暗,一堆柴火,照亮了半个村子,白天里忙活完的人们也越来越多,吃罢晚饭后便不约而同地聚集在鼓吹班的台子旁,或是三三两两蹲下了吃香烟,或是一堆一堆的孩子们人群里穿梭着嬉闹,不管是红白喜事,反正就是热闹。
突然间一个女人放下了自己的茶杯,站起来清清嗓子,用蹩脚的方言普通话说上一通,算是开场了,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唱歌,没完没了的互动,大戏可没有这样的效果,人们仿佛都将一天的劳累忘记了一样,活出了不一样的自己。台上的女人们越唱兴致越高,台下面的男人们,呼喊着,似乎用尽了最原始的力气,等待着台上女人回应的每一句话,或是每一句歌。台下的女人们自然会骂骂咧咧,说那些个台上的女人都是些祸祸人的妖精。她们的装扮,更应该是“香气招人嫌”,女人们的打扮浓妆艳抹,香气扑鼻,比比村妇们的灰头土脸,自然也就会理解这一群男人们。可现在想想当时的人们,倒不觉着是对台上人的嫌弃,更应该是嫉妒和羡慕。
似乎每次有鼓吹的时候,月总是那么亮,仿佛并没有很久似的,可我们都有了倦意,月在穿过云的时候,时而皎洁,时而朦胧,大概是远远地听到了母亲的唤,像清脆的邦声,很悠扬,同样也慈祥。
已经多少年没再听到过鼓吹的声音了,绞尽脑汁地想想,鼓吹到底给了我什么,我竟是想不出半点,倒是村子里的人们,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出什么是真正的农民。不是人们的生活中不需要大戏,而是鼓吹更懂农民,农民更亲近鼓吹;不是说台上的女人唱得多好,或是穿得多靓,农民就是农民,不需要多儒雅的东西,可就是不能少一顿饭后的旱烟,或是到黄土垄上转转,看看自家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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