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北兵团的时候经历过两次生死劫,至今恍若眼前的事,庆幸自己大难不死,赶上现在的好时候,感恩上天的眷顾。
第一次是在1976年的冬天。
当时我在师部所在地宝泉岭读农大,我的爱人那时的男朋友占京在团部延兴农业股筹办实验室。周末我乘车回延兴。
实验室位于延兴地界儿的最南边,紧邻公路。路东是居民区,路西孤零零的只有实验室一排房。屋后是玉米地,因为是冬天,被雪覆盖着;屋前是草甸子,大概50多米的地方是一条小河,已经结冰。这一排房只有占京一个人住。
当我乘坐的大客车驶近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占京站在实验室东头的路边上张望着。
晚上,占京把烧火墙的炉子添好煤,就到同学那里借宿去了。这一排房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害怕。大概半夜三、四点的时候我被剧烈的头疼痛醒了,屋里有煤气味,我知道是中煤气了。不知道是怎么摸到门的,使劲推开,一股冷风冲进来。我裹上军大衣就蹲在门口了,再也不敢进屋。当时除了无助还是无助,心里最怕的是草甸子上会不会有什么动物跑过来。
当我快要冻僵的时候,大约六点多,占京来了……
多年过去了,我们俩还常常说起这件事。占京总会说,你是替我死了一回。他对煤气很敏感,回北京结婚之后,我们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房子里,有一次,可能是炉子烟囱回风,刚有一点煤气味,他就晕过去了。当年,他一个人住在实验室,如果是他赶上煤气中毒,那就真不会有我们的后来了。说来也怪,他天天住那里也没事,怎么我住一天就煤气中毒呢?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和他的缘分,同甘共苦的缘分.。
这件事影响了我多年。原来总是听说脑细胞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我觉得煤气中毒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本来小的时候,家里大人总喊我傻丫头,那不就更傻了吗?一直到老了,也认为自己有可能比别人更早的痴呆。直到不久前在书里看到脑细胞是可以再生的,心里高兴了,要好好读书写作,战胜老年痴呆。
第二次遇险也是在冬天。
那年寒假,参加例行的教师集训。即将结束的时候,下起了铺天盖地的大雪,连屋子的门窗都被雪封上了,道路交通断绝。集训的地方在团部,是在山上,我的连队在黑龙江边上,大概离团部有二、三十里路。
集训结束仍然回不了连队,正在等待路通的时候,得知,有一架雪扒犁下山,这是封路以后的第一次机会。
雪扒犁好壮观啊,挺粗的四根大圆木扎成一个长方形的架子,中间铺上木板,人坐在上面,履带拖拉机拉着。同行的有十来个人,其中有几位拿着猎枪,说路上要打狍子。我既兴奋又充满了好奇,毕竟是第一次坐这么大的雪扒犁。
那时候不懂得欣赏风景,现在想来那是何等壮丽的雪景啊。大地被厚厚的雪被子捂得严严实实,那些低矮的植物只露出个尖尖。雪扒犁走到一处开阔地的时候,远远的看见雪地里有大约二、三十只狍子。扒犁上的人说,雪太厚,狍子跑不动了。

狍子在东北是很常见的野生动物,以前有俗话说东北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形容物产丰富,也是说狍子比较呆,所以在说某某人也比较呆的时候就会戏称其“傻狍子”。
误在雪地里的狍子见到隆隆开过来的拖拉机可不呆了,四散逃跑,猎手们开枪了,打中了一只,放在了拖拉机驾驶室里。
拖拉机开回来,拖上扒犁继续赶路 。我们坐在扒犁上新鲜劲过了,发现脚冻的像猫咬似的,穿着大头鞋也挡不住寒气。
当雪扒犁快到老团部邮局门口的时候,胆大的就跳下去了,我不敢。突然扒犁横木中间的木板有一头掉下来了,正是我坐的位置,猝不及防,顷刻间掉在雪地上,雪扒犁在走着,我顿时被后面轧过来的横木推着,身子卷的像烤熟的大虾一样,在横木即将轧过身体的刹那间,拖拉机停了,是已经跳下扒犁的人大声呼喊 的结果。
我被人们从横木旁边的雪堆里拉起来,任人拍打着身上的雪,站在那儿,像傻了一样,无声地淌着眼泪,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想妈。
记得那天还有一个插曲。我得知我的同学树英在住院,邮局离医院不远,惊魂未定的我来到医院。见到树英,又禁不住哭起来,因为她的样子太吓人了,脑袋肿着,脸是紫茄子皮色儿,眼睛被肿胀的脸挤成了一条缝。听她一说,原来也是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
她从老团部回连队,骑着自行车下一个大坡的时候,摔下来,昏倒在路上。万幸的是,连队的一位老职工,原本牵着马走在树英的前面,按常理树英骑车是可以超过他的,可是这位老职工几次回头都没看见树英,因为只有一条道,他纳闷这人哪去了?就牵着马往回走,……。
树英就这样被救了,如果这之前有车从坡上开下来后果难以想象。我真为树英感到庆幸。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所以我心里总是充满感恩,能有今天的好日子,万分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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