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3日凌晨一点零五分，蔡茂松先生驾鹤西去。蔡先生的离开十分平静、低调，这也是他一生甘于寂寞、默默奉献而鲜为人知的一贯的为人处世法则。
我，一个后生小子，与蔡先生可算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相结识的。
一切都得从2014年的暑假说起。当年八月的某一个上午，我正在学校门前的书店里帮忙整理书架。有一位长者缓缓地走进来，面带微笑地询问：“老板，你这里有没有钟嵘的《诗品》？”我上下打量这位先生，心想：“莫非眼前的就是早有耳闻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的蔡老师？”书店老板却一时间忘记店里是否有《诗品》，而我记得书在仓库里。于是，我很快就把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诗品》交到蔡先生手上。先生非常客气地向我道谢后便离店了。可惜当时没有进一步和先生交流，向他请教。于是我便日复一日地盼望先生再来书店……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后来，我才在其他人的口中得知，蔡先生身体欠佳，少出门，不问世事。而其日程则十分紧凑——每天都在读书、著书，数十年间从未间断。
这样一来，我想再次向先生请教学习的心愿就更大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此后的时间里，或在书店、或在图书馆、或在校道上都遇见过蔡先生，虽然每次相逢都颇匆忙，所谈的内容十分有限，但每次的交往都令我有所得益。此后，我趋之愈近，仰之弥高。
时间到了2016年的寒假，我终于有机会到其寓所亲炙先生了。时值隆冬，蔡先生身穿大衣、头顶绒帽地开门接我。衣着、家居朴素，让人看不出来是一位教授，但其中却透出一位学者、一位对学术孜孜以求的学者应有的风尚。由于蔡先生听力不佳，我只好以笔代口。在交谈中，我获悉先生至今仍在做学问。得到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耳提面命，我如坐春风。诚然，听力不佳在生活上固然会造成诸种不便，但于做学问却未尝不可。或许，正因为听不见世间的闲言碎语，蔡先生便更加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持续从事学术研究。
当我问到“最近在做什么研究？”时，先生说：“研究世界文学的一体性”。这时，我才逐渐开始明白到蔡先生何以在耄耋之年仍然坚持做学问，不为外界干扰。
这是一个我前所未闻的课题。“世界文学”、“一体性”这两个概念在我们平常的学习中是很少听见的。因为，在中文系的学科设置中，没有世界文学这一科目，只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课程。其二，即使有的教材的标题是《世界文学史》，但其内容却是不包含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这不是有违常识的做法吗？至于“一体性”，更是一个大胆的，而又符合世界文学发展事实的提法。据我所知，国内对此研究的人还不多。
一来二去，我和蔡先生便逐渐熟稔起来。他也毫无保留地把他个人数十年来研究文学的心得、体会一一向我告知。只不过，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一直未能进入到他的学术堂奥，深入理解他的研究。
因此，在这里只能就我个人对蔡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的认识写下一些心中话。
蔡茂松先生1930年生于广州，抗日战争时期随长辈逃难到湛江。1949年考上中山大学机电系，旋即转学至作家欧阳山任院长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就读音乐系。大学期间，先后发表歌曲、歌词多首。其中，《保卫和平进行曲》一曲由人间书屋1950年出版。因自幼酷爱文学，读过大量作品，大学时期追随老师陈残云、李育中、华嘉、黄谷柳等作家四处采风，为其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953年大学毕业后到湛江报社做记者期间在各级报刊发表新闻特写、小说、歌剧、小品等各种体裁的作品数百篇，成为一名出色的文艺青年。1958年被无辜打成右派，后更被下放至农村任中学教员长达二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蛰伏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扬眉吐气！1978年，蔡先生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进入高校任教外国文学。此后的四十年，便从一位文学创作者转变为一位文学研究者。
或许是师长的教导，或许是经历的苦难，或许是天性的使然，或许是上述的综合——蔡先生的人格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交口称赞的：有的人誉他为“一等良民”，有的人把他比喻为一位未经社会污染的、淳朴天真的少年……蔡先生对任何人都非常友善。在他身上，你几乎无法挑出一丝缺点。他总是先人后己，急人之所急，尽己之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待学生，尤为如此。所以，在整个校园里，人们尊敬他。在我身上，先生更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栽培我这株幼苗——从生活上的事理到做学问的门径再到对社会、国际形势的评论，事无巨细，都一一对我指点，令我对人生百态的认识茅塞顿开。大恩大德，此生难忘矣！
虽然我认识先生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一年半，但他对我总是推心置腹的。我印象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下述的言传和身教。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这是陶渊明通过赞颂“先师”（孔夫子）而明己志的诗句。蔡先生也多次和我说过：“凡真正做学问者，千万不能求名逐利。一旦在名利场中打滚，便不是纯粹的学者了。一个人的物质生活能够满足自己的开支便足够，重要的是精神境界的富足。”这番话很平淡，也很深刻。明白其道理者虽多，而践行之者寥寥。而蔡先生的一生，过的就是一种这样“忧道不忧贫”的生活。按说一位教授的退休待遇是不低的，但先生过的是心中富有的生活，不在物质上计较。每日读书、写作，是因为担忧学术界的各种不良偏差而导致以讹传讹，使学生得到不真实、不客观的知识，故先生下定决心开展真实的、客观的世界文学研究，并且乐在其中。同时，蔡先生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他写书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更多的是为他人、为学界着想。在他退休后所出版的书，都是以与人合著的形式出版，且甘作人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列，此为师者之范！以上所述，即谓“忧道不忧贫”之现代注解。
“我是中国人！”这是蔡先生与当代大多数外国文学研究者所不同之处。现在的某些外国文学教师，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学于西方，觉得西方至上，对中国文化颇有微词。但是，蔡先生则不然。他在该行业中是茕茕独立的，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研究、学识应当为国人服务，要有中国学者的样子。不应该走在西方学者的后面做外国人的哈巴狗、应声虫。所以，他觉得外国人的汉学，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有一次，我请先生为他著译的《英语诗诗学撷要》用英文题签时，他一口回绝，并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中国人”。铮铮铁骨，清晰易见。
就这样，蔡先生的精神境界深深地打动了我。不论是做学问，抑或是做人，他都是我学习的楷模。
（）一生的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粤西这个偏僻的小城居然还隐居着一位终日潜心做学问的学者。除了日常的活动之外，蔡先生很少把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琐事上。他甚少和外界交往，除了三五知己，很少人知道先生的起居生活。自1996年从教坛彻底退下之后，蔡先生并不选择世人向往的“享晚年福”，而是继续从事自己没有完成的课题，继续凭一己之力研究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体性。时间一下子就到了2017年，蔡先生也就陆陆续续写了五百多万字的书稿……文字毕竟是无力的，短短数行话语的勾勒怎能想象得到先生一个人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而写成的！
五百万言的学术成果，不是一两年的产物，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便能完成。在广东这个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大省，在当今这个只重物质的浮躁时代，像蔡先生甘愿坐冷板凳数十年的现象是少见的。许多人都只能心随境转，在俗世中打滚。然而，偏偏在此时此地，却有一位老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文学研究，即使在身体欠佳的高龄下仍孜孜以求，每天坚持写作千余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日积月累，蔡先生便为学界留下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我们只要通过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世界文学史》对比一番，便能体会到蔡先生的研究、写作是多么的艰辛。俄国人的《世界文学史》是一部被媒体吹捧为“航空母舰”的“巨著”，全书1000万字，共八卷，在当代的学术氛围中的确是鹤立鸡群的。但我们也要知道，该书的完成是由从苏联到俄罗斯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才打磨而成的，而中国人则费了10多年时间才把它译出来。两相对比，我们便可知道蔡先生的雄心壮志、国际视野与所选择课题之艰巨！这样不是能很清楚地说明：蔡茂松先生以一己之力完成了500多人才完成的事业吗？何况，一部书成于众手和成于一人之手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经众人之力而成的作品结论可能比较公允，但也难免前后脱节，相互抵牾。而一人完成的作品则观点鲜明、一气呵成，读者读得痛快！另外，俄国之《世界文学史》体例不周，有头无尾，在我们看来不能反映世界文学真实的发展历程，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蔡先生在读罢全书后写有一篇尖锐的评论——《一本割裂中国的书》（待刊），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学人对世界文学史应该怎样写的看法和做法。
蔡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有系统地研究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后，就一直坚持对世界文学的一体性的研究。不论是早期的专著《比较神话学》（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以此命名的著作），还是主编教材《世界文学发展纲要》，直到一人独力完成的《世界文学发展述要·启始篇》，都可以看出蔡先生对此是矢志不渝的。蔡先生克服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身体健康问题，也克服了外人对他的劝阻甚至反对，甚至他自己也深知自己一人是很难完成的，而这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他还是选择写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非常乐观地鼓励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水平，我们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写书的，学养日增，书的质量也随之提高。”当然，他还提醒：“这是一辈子的事业。”虽然先生没有看到书稿问世的一天，但我坚信，有志之士还将继续先生开创的事业，勉力完成先生的心愿。
（）大胆的批判精神——开创文学研究的新格局
蔡先生不但学术产量大，而且质量好、水平高，为当世比较文学研究者之佼佼者。作为一名做学问者应有的品质，我想，也是蔡先生经常教导我的：开新——既不盲从前人，也要实事求是。蔡先生认为，一个观点、一部书能否在千古传颂，不是像一个和事佬一样踩平衡木，而是要在客观事实面前，大胆否定权威的错——即使是自己尊敬的学人——因为任何人都会犯错。例如当前的文学史编写，简单地将世界文学粗暴地、不加分辨地划为东、西方文学，这样的格局在教学、科研上陈陈相因。但从世界文学真正的发展历程中考察，所谓“西方文学的源头是二希（希腊和希伯来）”就是一大谬论。首先，希伯来文学就处在“东方”，其上承巴比伦、亚述、阿卡德、苏美尔等古西亚文学，古西亚文学是一环扣一环的相继发展的文学现象。其次，希腊文学也不是独立发展的，除了承接米诺斯—迈锡尼文化外，还受到“东方”的古埃及、古西亚文学之影响。因而，“二希”不过是世界文学中第一阶段的第三世代的文学。如果只从东、西方划分，怎能讲清楚上述的关系呢？经过慎重思考和多年的研究实践后，蔡先生决定从人类学范畴引入“文化圈”理论并加以改造，以各文化圈为世界各地文学进行分类，但文化圈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故在以时间先后为纵坐标和以文化圈中的主要民族、国家的文学成就为横坐标中的结构中，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世界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从而探索出一条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早在1989年蔡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教材就是按这样的方式编写了。时至今日，我们认为这比其他的划分还是准确的。华中师大王忠祥教授称赞道：“这一模式，即使在近百年，中外世界文学史编著中，其创新意义、实践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论证世界文学发展具有一体性的特征，体现世界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蔡先生从文学的源头、载体、工具和象征系统中找寻事实依据。其中的世界文学象征系统，是蔡先生独到的见解。他从世界自古至今的诸多符号中筛选出最简单而又最深刻的四个文化符号，作为人类的四大文明社会的基点；同时，这四个符号有别于其他符号，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蔡先生命名为“元符”（Primeval Symbol）（《元符跨文化研究简述》，载于《湛江师范学院院报》，1995）。它们分别是：古埃及的安克架、苏美尔的新月、古印度的卍、以及华夏的阴阳。这四个元符，不但是某一文明体系的象征符号，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其影响。如，古埃及的安克架来源于奥西里斯和伊西丝神话。依据古埃及经典《亡灵书》的记载，安克架象征着人死后灵魂是否能够在真理的殿堂通过审判，从而决定亡灵能否得以解脱，步入天堂。故被称为“永生的神奇铆合”。在日后北非、西亚和南欧的文化交流中，古希腊、基督教先后接受安克架的文化阐释，更被基督教改造为代表着爱和救赎的十字架。因此，随着基督教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十字架（被改造过的安克架）也就影响全球文明进程。其他三者：苏美尔的新月则发展为伊斯兰教的新月，古印度的卍为印度教和佛教所继承，阴阳二爻则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维特质并在东亚文化圈内流行。四个元符均在各在的文化圈内烙上显著而深刻的烙印，并随着全球文化的综合交流，元符的影响便更为明显了。由此可见，“世界文学一体性”并非简单的设想，而是经过蔡先生深思熟虑，在大量的事实根据下提出的合乎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真实存在。
更加广为人知的应是《吉尔伽美什是英雄，不是太阳》（《外国文学评论》，2000）的发表。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观点的较量。而是因为蔡先生在看到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一文的观点被各版文学史引用，认为：“个人观点有错是个人的事，但一旦进入教科书就会对后学产生影响。”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澄清对《吉尔伽美什》的理解，文章从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历法、神谱等方面揭示《吉尔伽美什》的深层内涵是“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并非“太阳运行轨迹”。这也算是对学生、对学界的一个交代了。
如果说学者治学时批驳他人观点尚且需要学术勇气和良知，自己批判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就更难了。而蔡先生在这方面是从不讳言的。随着知识的增长，蔡先生也就会把自己从前对某一文学现象的看法作出修订，甚至推倒重来。如在他发现自己写的中国先唐时期的文学比较简略，没有充分反映出该时段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的特质后，他就不断查找相关资料加以补充、提炼。并对我说：“我的这部分内容写得比较仓促，日后需要增补。你以后也可以翻我的案！”这是何等宽广的胸襟！做学问是没有尽头的，自己昨天的结论也可能有错，待自己的学问更加充实了，也就会体悟到新的研究，这也就是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践行。
蔡茂松先生，人如其名，正如一棵坚韧挺拔、苍翠茂盛的松树一样，始终在悬崖峭壁上傲然独立。他不知疲倦地写、忘我地治学，并笑迎来自四方的志同道合者。
希望有志于世界文学一体性研究的旧雨新知共同完成这一项宏大的课题！
文｜马鹏威
写于10月开头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