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父先生，是一位当今时代很纯粹的文人。率性、洒脱，带着浓浓的孩子气。相识之初，他任职甘肃省酒泉市文联副主席，并担任《阳关》杂志的主编，后来把《阳关》办成了《北方作家》。
他不擅长宦海浮沉，但却精于文艺，尤好文学。能成为中作协的成员到底不是徒有虚名的。直到今天我还会记起《我和哈萨克斯坦金发女郎恋爱》里的旖旎和悲伤。
很多年前因为一篇小说被有心之人利用，他的政治生命基本完结，于是他把所有的生命都投于写作，疯狂的写作，每一天他用一根一根最廉价的兰州烟能熏出三五千字。
我期待他的作品早日面世——《敦煌物语》
我一直很钦佩他。行政级别上他是副县级，但他能够毫无限制地调整自己的人设。他可以在金塔、瓜州的玉米地里、棉花田里和农名工一起，一整天、一整天掰玉米棒子、采摘棉桃挣些小钱；他也可以在省区市最高端的公共场所和高官显贵高谈阔论、觥筹交错。
他能往来白丁，却也可以谈笑鸿儒。
多年的交往，我和夸父先生已然是忘年交的亦师亦友了。在他即将退休离开酒泉去北漂之前，在他为文学梦再次点燃自己之前，在他那桀骜的儿子长大之前，我只能祝愿他一切顺利。
还记得2015年夏秋之际，我在敦煌有些业务，于是时常往返于酒泉和敦煌。一次从敦煌开车返回酒泉的时候，很偶然和夸父先生遇到了。
于是我们结伴而行。
在路上，夸父先生说起了途中的两处古迹值得前往。一处叫做甜水井，一处是悬泉置遗址。夸父先生说，甜水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直是从瓜州到敦煌的路上很重要的补给点。在没有现代交通的时候，相距百余公里的两地往往需要两天的行程，在茫茫戈壁中，这个补给点成了过往行人必须逗留的所在，也就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远的有玄奘，近的有张大千。
听罢之后，我也心生神往，于是我们驱车开始寻找甜水井。然而天不遂人愿，在十余公里的范围内辗转一个多小时却始终没能找到。无奈之下，我们决定在路边的瓜摊暂作休息。
夸父先生天生有一种亲合力，不管什么人都能和他很愉快的聊起来，我们一边吃着本地“甜到辣舌头”的白兰瓜，一边听夸父先生向瓜摊的主人询问甜水井的位置。这时才知道，我们早已错过了路头，南辕北辙了。
我不禁大失所望，然而夸父先生却说，重要的是找甜水井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有愉快的记忆就可以了，就已经可以算是去过甜水井了。为了找甜水井，我们在蓝天白云下的戈壁滩上吃了白兰瓜，和摊主聊了天，交了朋友，这就足够！
几句话将我的失望之情赶跑了，我觉得这就是文人应有的境界。就好像梅曾亮的《游小盘谷记》里面所讲，他们一行人原本是去找前明遗老为了躲避战乱所藏身的小盘谷，但辛苦一天后，也没法确定是不是找到了，只能凭着返程路上月色下“万影摩荡”好像“鱼龙起伏波浪中”的景致自我安慰“此万竹蔽天处也，所谓小盘谷，殆近之矣”。
至于悬泉置遗址，夸父先生说，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汉代驿站遗址，在当时承担着重要的通讯职责，是可以作为“邮政博物馆”来发展的。于是，好奇心让我兴奋不已。随后，按着夸父先生的估计，我们从高速公路一侧的一条小路拐了下去，汽车颠簸着，扬起阵阵尘土，在翻过一道土梁子之后，来到了寸草不生的矮山脚下，一大片被铁丝网围起的戈壁滩。
这就是悬泉遗址吗？铁丝网左近，是一栋遗址工作人员值守的房子，铁丝网向里数百米处又有一片用木栈道圈起来的砂土地。我极力想看出些什么，却终于什么也没看出来。如果不是在铁丝网前的布告栏上读了“悬泉置遗址简介”，我实在无法想象这个被保护起来的地方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也正为此，我就不得不惊诧于祖先的伟大和智慧了。
两千多年以前，为了保障中原到西域的交通往来、信息通畅，在这样的不毛之地上，建起了联系文明的基站，这本身就是个创举，而且，也正是存在于苍凉戈壁上的一个个像悬泉置这样的地方，才成就了中华民族今天的气象和版图。
在这处遗址的发掘中，出土的简牍、器物等，据说是近些年考古发掘中少有的丰富的一次。我想那些重见天日的、留着深深历史印记的珍贵文物也都是祖先们在这块土地上顽强生存的证明吧。
在回去的路上，夸父先生对我说，不管是什么人，尤其是文人，如果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都不去了解，都不去探究其历史，不去感悟其存留于世的遗迹，那将是可悲的。我对此深表赞同，也突然想起生活在这片土地几十年的自己也确实对这片土地投入了太少的关注。尽管读了一些书，去了一些地方，但实在只是一株根基浅薄的浮萍罢了。
那好像是我和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吧。
春暖花开之日，就是他离开故土之时。
一个把自己的才华、情感、理想、信念揉碎了撒在戈壁上的男人老了。他根植在这片土地上的兴衰荣辱已到了凋谢之时。幸好他数十年珍视的种子还积蓄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种子的表皮已是满目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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