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籍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称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到处流浪。可是,无论河南人走到哪里,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都能用自己的劳动讨生活。河南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河南。
一线城市最早醒来的河南村
老家啥样,这就啥样
2019年年末河南总人口10952万人,常住人口9640万人,这中间的落差属于河南的流动人口。
也就是说,河南有一千二百万的外流人口,那他们都流向哪里了?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向南,河南人越过湖南,直接到达遥远的广东。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庞大的制造业吸引着人们前赴后继地涌入,一直以来都是河南人务工的首选地。
广州市是大部分河南人到广东的第一站,而位于广州天河区的棠下村,则是河南人最喜欢的落脚点。这个方圆6公里的都市村庄,被人称为“岭南第一村”,也是远近闻名的“河南村”。
东边的上海,河南人最多的地方在宝山、浦东凌桥、临港等地。
那里的河南老乡撑起了上海进出口货物物流运输的半边天,上海的集装箱运输,河南人可以说至少要占1/3的份额。其中,大部分是沈丘人。
在浙江绍兴,有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柯桥中国轻纺城。
每年,全球有四分之一的面料都在这里成交,也就是说,你穿的衣裳,四件里得有一件,料子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再把目光转向北京,河南人也喜欢去北京。那里也形成了一座河南村。
2017年的时候,每天早晨五点多,村口就聚集了上千名找工作的打工者,他们挤在村内小路的两边,等待用人方挑选。
这是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因为堵塞交通一度被抗议。
近两年来,随着北京市不断迁移、腾退低端产业,不少外来人口“聚居村”也随之迁出北京或消失。
但唐河人在北京打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品牌:唐河保安。
在京的唐河保安约有2.6万人,占了帝都保安总数的三分之一。300人以上的唐河保安公司有66家,每年劳务总收入5.2亿元,人均2万。
也就是说,每三个帝都保安中,都有一个唐河保安。他们让北京安全感爆棚。
在新疆
每五个人中
最少有一个是河南人
对于河南人而言,新疆哈密是个特别遥远的地方。但是对于很多哈密人来说,“河南”和“河南人”听起来特别亲切。
2010年,河南成为援建哈密的对口省份。十年来,一共向哈密派去了数千名干部和技术人员。然而,河南和新疆的友谊远远不止这十年。
2013年,河南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李新怀专程去了一趟新疆哈密的建设兵团农十三师,因为他要和十三师对接城市规划问题,农十三师打算把自己建设成为“红星市”。
那么问题来了,哈密离河南2000多公里,一个新建城市的规划会议,河南的领导为啥要出席?
那大概是因为,十三师堪称小河南。四连是十三师最远的一个连队,四连全连800号人,98%都操着一口河南音,他们的老家,全都在两千公里以外的中原。
在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普通话,河南话就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几百年前,左宗棠扛着棺材板收复伊犁,西征军里14个营、大约6000名士兵是河南人,他们来自嵩武军——一支河南的地方部队。
伊犁光复后,左大人上书光绪帝,请求新疆设省。于是清廷一道指令,西征军全部留在了新疆,成为了边防军,当然其中也包括了那14个营的河南汉子。
直到现在,你还能在乌鲁木齐北站附近找到一个叫“河南庄子”的地方。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内地支边青年奔赴新疆,成为了开发天山南北的主力大军。而河南青年,是主力部队的核心力量。
1951年,南阳1100多人进疆参军;1952年至1954年,河南数批公安干警和管教干部调来新疆。
1955年,郑州、洛阳千名学子组成学生大队来到天山南北。
第二年,信阳、南阳、商丘、开封及许昌五个专区所属的各县,5.2万青壮年劳动力,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其中包括了1万女性。
后来,为了让支边青年更好地扎根兵团,1.5万名家属也随同到了新疆。
目前,新疆有400多万河南人,占到新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故土难回,他们的子子孙孙将来可能都成为了新疆人,但流行在新疆熟悉的乡音,却穿越了时间维度,连接过去与未来。
西安、咸阳、宝鸡等
陇海沿线城市
都有一把抛家舍业的辛酸泪
1998年的一次祖籍调查,西安新城区竟有15万人祖籍是河南。他们大多聚居的道北地区(陇海铁路以北),官方语言是河南话。而且,在老西安人的眼里,“道北”也与河南人画上了等号。
刘震云在《1942》记载了河南发生饥荒的故事,成千上万河南人为了活命,一路向西。逃荒成功的,沿着铁路安置在城市边缘。
当年西安北郊的铁路沿线还是一片荒郊野地,富人都住在了城里,河南难民就在陇海铁路以北的地区搭起了难民棚,二马路、自强路一带几乎成了河南人的天下。
宝鸡城外的河滩、山坡也住满了河南难民。直到现在,宝鸡城里还流传着“河南棚子河南担”的说法。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河南农民,尚且没有技能傍身,更别说什么文化底蕴了。初来乍到没有收入,为了生存立足,不惜走上了偷窃行凶之路。
但是,更多河南人秉承着安分守己任劳任怨的品性,到处想办法找活干。拉车、蹬三轮、收破烂、补衣服、当保姆……五花八门的行当里,都有河南人的身影。
好一点的在铁路、纱厂、煤矿当工人,当时,西安的铁路工人里,有80%都是道北的河南人。
他们把胡辣汤豫剧胡辣汤带到了西安,眼尖的道北人一眼就能看出个中端倪:
有的摊位大加花生、面筋,显然是开封风味;有的摊位能吃出一块块炖肉,当是舞阳北舞渡胡辣汤一脉。
多粉皮的摊位大约来自鲁山,多粉条的摊位也许源于汝州。
多少抛家舍业的流亡辛酸泪,都被一碗胡辣汤的五味杂陈承载。
江南腹地竟有近千个
河南方言岛
河南话甚至成了当地官方用语
作为河南人,倘若到东南区旅游,问路的时候都要费尽心思地连猜带比划,因为当地人说话听不懂。也确实如此,东南的吴方言、赣方言等跟北方方言完全是两个系统。
但是,假如你到镇江句容县的茅山看道士,在山下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路过的老大爷哼着豫剧,村头大喇叭传来信阳口音的开会通知,村小学教室里孩子用“信普”读着课文。
要知道,句容县离着信阳500多公里呢,中间还隔着安徽和长江。
附近的袁相乡、磨盘乡、茅西乡等乡镇,官方唯一指定用语同样是信阳话。
根据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句容的常住人口为617680人,但是往上查几代,祖籍是当地的并不多。
常住人口2万多的磨盘乡,河南籍村民就有1.6万。袁相乡更狠,1.6万人口里有1.5万河南人。句容其他的乡镇里,或多或少也居住着一些河南人,多则四五千,少则四五百。
镇江句容县茅山
除了句容,溧阳的上兴,溧水的共和、白马乡,宜兴的善卷,吴江的菀坪,丹阳的埠城也有很多河南人。
菀坪本是东太湖的一片芦苇荡,直到清末才开始有人在此定居,距今100多年,第一批拓荒者便是来自河南光山、罗山等地的难民。
除了江浙地区,江西北部也发现有828个村落的方言已完全河南化,像群岛一样散布在鄱阳湖周围,人口至少有11万。
到19世纪80年代,江南的多个乡镇,移民人数远超当地土著。这场轰轰烈烈的移民运动,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吴江菀坪的河南村,在太湖旁边;江西北部的河南村,沿鄱阳湖分布;句容的河南村,都在茅山附近的小山丘上。
这些被开发成旅游景区的“好山好水好地方”,当年都是人烟稀少的荒野。
这些河南老乡,白手起家,筚路蓝缕,把荒原变成了鱼米之乡。
河南人吃苦耐劳的特性,在这些移民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即使生存条件再恶劣,只要有土地,有一口吃的,就能生生不息。
作为农民,他们不可能把“尊重文化”这种虚的口号挂在嘴边,但对于乡音的执着却令人感动。
半数台湾人的老家
真的在河南?
台湾岛上的闽南族群会称自己为“河洛郎”,河洛,指的就是中原。
河南人迁徙闽台的历史,影响最深刻是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福建的晋安河、泉州的晋江、洛阳桥,都是晋代中原人命名的。
武则天时期,固始人陈政、陈远光父子平定了闽南,他们从固始老家带来的58姓军校在闽地落籍,建设与开发漳州,成为福建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远光在闽南又建立起漳州城,被当地人尊为守护神“开漳圣王”。
自此,但凡中原罹受战争,河洛的汉人便大量逃往南方。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另一个固始人王审知和他的兄长王潮一起来到泉州,建立了闽国,治闽29年间,福建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后人誉其为“开闽王”。
到了南宋,东南沿海的人口激增,仅泉州已达16万。但是闽南耕地少山多,于是这些南迁的河洛人零零星星地移居到了台湾。
台湾汉族多数来自福建,福建人先祖来自固始的,占福建人口总数的70%左右,而台湾人来自福建的,占台湾人口总数的70%左右。
固始也由此成为东南沿海同胞及一些海外侨胞的根脉所在,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原侨乡”。
1953年台湾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台湾500户以上的大姓有100个,其中有63姓的族谱明确记载,其先祖自河南光州固始迁福建,再由福建迁台湾。
时间上离我们比较近的一次大批河南人赴台,就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
根据史料,当时赴台60万部队和100多万公务员、教师及眷属们里面,河南籍人士的数量有20多万。
一直到现在,不管是在台北、高雄、台中等大都市,还是花莲等县,都有河南同乡会的组织。
这些赴台的河南人,几十年来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河南老家。王广亚,巩义人,创办了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和成功财经学院。王任生,新安人,整个河南的丹尼斯超市都是他投资的。
随着国民党一起赴台的,还有原藏于开封河南博物馆的4000多件珍贵文物,它们现在还在台北南海路49号的国立博物馆里。
霓虹唯一的千年古都
原来叫洛阳
在日本,有一座城市,古朴的建筑上到处可见含有“洛阳”两个字的牌子,这座城市的别称,竟然也叫“洛阳”,其建筑仿照唐代洛阳城而建,甚至街道、区域的命名都采用了和洛阳相关的名字。
它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千年古都,也一直是日本文化的象征。
中国人来到日本这座千年古城时,看到比比皆是的汉字“洛阳”,大多都有种穿越回到唐代的时空错乱感,一千多年前的中国都城,大体是这幅模样。
上世纪60年代,东山魁夷绘制了一系列京都风景画,随后以《京洛四季》为总题发表画文集。
“京洛”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原意为京城洛阳。
日本文人所说的“京洛”,指代的则是历史名城京都。日本京都旧称平安京,从平安时代的桓武天皇于公元794年定都京都,到1869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即现在的东京),京都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千年古都。
精巧细致的京都人文与景观,一直是日本文化的象征。
日本以“京洛”称首都,当是受唐人影响。
有说平安京在建设时仿照唐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建设,城北为皇城和宫城,城南为外郭城。
外郭城又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称长安(右京),东侧称洛阳(左京),后被废弃因右京低洼潮湿,左京渐渐发展壮大,人们也习惯住在左京,故日本京都又别称“洛阳”。
平安京自然环境和唐代洛阳城更接近,群山环抱,河流穿城而过,街道、街坊的建筑也都是仿照唐代洛阳城建造的,甚至街道、区域的命名都采用了和洛阳相关的名字,如洛阳、洛南、洛京、洛中、洛北、上洛等,到现在仍在使用。
把京都称作“洛阳”、“京洛”,在日本自古而然,即便在今天,仍然有“京洛运输”、“京洛庵”、“洛阳工业高等学校”、“洛阳病院”、“株式会社洛阳”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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